同一周，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

埃尔温·薛定谔正对着空荡荡的实验室发愁。

他的量子生物学构想需要一套超高精度光谱仪来检测生物分子在量子态下的能量跃迁，还需要低温制冷设备将样本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

问题是这些设备要么被列入战时禁运清单，要么价格高得离谱。研究院的预算只够维持常规物理实验。

“薛定谔教授，有您的货物。”门房推着手推车进来，车上放着三个钉着木条的大箱子。

“货物？我没有订购——”

“发货单上写的是‘精密光学仪器’，寄件方是‘日内瓦科学设备公司’。”门房递上单据。

薛定谔疑惑地撬开第一个木箱。

里面是用油纸包裹的金属部件。

他拆开包装，呼吸一滞。

那是蔡司公司最新型号的衍射光栅光谱仪，精度达到0.01埃，战前只生产了不到十台。德国投降后，这种设备就被全面封锁了。

他颤抖着打开第二个箱子。

一台基于液氦循环的低温恒温器，温度控制范围是4K至300K，附带全套真空泵组。

第三个箱子里是盖革-米勒粒子探测器阵列和一套高速照相记录仪。

箱底放着一本薄册子和一张卡片。

卡片上写着：“人类革新联盟·科学援助项目。愿这些设备助您探索生命的量子本质。”

册子的标题是《超越国界的科学：人类革新联盟宣言》。

薛定谔花了一小时读完那本小册子。

里面阐述了联盟的核心观点：科学应当为全人类服务，而不是为特定国家或军队服务；战争的根源是稀缺资源的争夺，而科学可以创造丰裕；联盟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未来科学网络”，共同攻克能源、粮食、医疗等根本问题。

他放下册子，抚摸着那台光谱仪冰冷的金属外壳。

这些设备的价值超过两万英镑。而赠送者只要求他继续研究，并“在适当时候分享非军事用途的成果”。

薛定谔坐到桌前，开始写信：

“致人类革新联盟：设备已收到，完好无损。本人对贵组织的理念深表认同。量子力学或许能揭示生命系统中的能量传递与信息处理机制，这项研究不应被战争中断。我接受这份馈赠，并承诺将研究成果用于和平目的。”

他签下名字，将信装好。

窗外，都柏林的天空开始放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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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春天，类似的情景在世界各地悄然发生。

荷兰乌得勒支，一位研究酶催化机理的犹太裔生物化学家收到了一套完整的身份证件和前往瑞士的转移路线图。附信写道：“您的酶学研究可能在未来解决粮食生产的瓶颈。请活下去，继续研究。”

法国里昂郊外，一位植物遗传学家的试验田即将被德军征用为炮兵阵地。三天后的深夜，一队身份不明的人潜入田间，将他精心培育的抗病小麦种子样本全部取走，只留下一张字条：“种子已转移至瑞士国家种子库第17号保险柜，钥匙随信附上。战争结束后，它们将重新发芽。”

美国波士顿，一位从维也纳流亡而来的医学家因资金断裂，面临实验室关闭。一笔来自巴拿马某基金会的匿名捐款汇入他的账户，留言只有一句：“新型抗生素研究必须继续。人类需要更多的青霉素。”

每一位受助者都收到了那本《人类革新联盟宣言》的小册子。

没有政治口号，没有意识形态宣传，只有朴素的理念：用科学创造丰裕，用丰裕消除争夺，用和平取代战争。

怀疑逐渐转化为感激，感激升华为认同。

一个隐秘的网络开始编织。科学家们通过中立国的信箱交换研究笔记，分享设备采购渠道，甚至开始探讨跨领域合作的可能性。

他们不知道联盟的领导者是谁，不知道资金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

但他们相信那本小册子上的话：

“当我们为全人类的未来而研究时，国家与种族的界限将变得模糊。科学是唯一真正属于全人类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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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翊的书房里，宫丽汇报着最新进展。

“迈特纳已经回信，提出需要理论物理学家协助。我们通过瑞士渠道，为她联系上了同样流亡的马克斯·玻恩。他们已开始书信讨论。”

“薛定谔的设备安装完毕，他来信表示将在六个月内完成第一轮实验。”

“其他十七位科学家的援助均已到位。其中九人主动来信，表示愿意在适当时候参与联盟的课题合作。”

严明翊站在世界地图前，用红色图钉标记着每一个受助科学家的位置。

斯德哥尔摩、都柏林、波士顿、日内瓦、里斯本……红色的点散布在全球。

严明翊望向窗外伦敦的夜空。

壁炉里的火渐渐熄灭。

书桌上，那份《人类革新联盟宣言》小册子的封面上，三个嵌套的圆圈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微光。

那既是原子模型的简化，也是连接世界的象征。

在1944年春天的这个夜晚，这个符号悄然印在了全球二十位顶尖科学家的心中。

而他们不知道，这场科学革命的起点，始于挪威峡湾里那艘消失的战列舰，始于一个来自未来的灵魂，始于一个简单而狂妄的信念：

科学可以改变战争的逻辑。

前提是，有人敢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为战后的世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