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搬进这栋老公寓的第一天，我就知道隔壁住着一个难缠的老太太。

那是七月的最后一天，广州热得像蒸笼。我扛着两个编织袋爬上七楼，汗顺着脊背淌成了一条河。这栋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是三拍一亮的声控，墙皮剥落得像得了皮肤病，露出

703，就是这里了。

我正低头掏钥匙，隔壁702的门开了一条缝。

一条枯瘦的手臂从门缝里伸出来，手指弯弯曲曲，指甲又长又黄，像老鹰的爪子。那只手在空气中抓了抓，然后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门后飘出来：

“新来的？”

我转过头，从那条巴掌宽的门缝里看见半张脸。

那是一张老得不能再老的脸。皱纹深得像刀刻，皮肤薄得几乎透明，能看见底下青紫色的血管。她的眼睛很奇怪——不是老年人常见的浑浊，而是亮得过分，像两颗被水泡过的玻璃珠，圆滚滚地嵌在眼窝里，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是，是啊。”我勉强笑了笑，“阿姨好，我姓陈，刚搬来，以后多多关照。”

老太太没有笑。她的嘴唇动了动，我看见她的牙齿——不是假牙，是真正的牙齿，又小又尖，排列得不很整齐，像小孩子换牙前的乳牙。

“年轻人，”她说，声音像砂纸磨过粗糙的水泥地，“住在这里，晚上十点以后不要出门。”

“啊？”

“十点以后，”她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压得更低了，“不要出门。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开门。尤其是——不要敲我的门。”

门“咔嗒”一声合上了。

我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钥匙，愣了好一会儿。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黑暗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不是霉味，也不是垃圾的臭味，而是一种更古老的、更稠密的东西腐烂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死在墙里了。

我甩了甩头，把钥匙插进锁孔。

租这套房子是不得已的事。公司在天河，附近的小区单间都要三千往上，我一个刚转正的文案策划，月薪六千五，交完房租连饭都吃不起。这栋楼在美团和饿了么骑手中间很有名——便宜，七楼无电梯的单间月租只要一千二，房东不问你要工作证明，也不查征信，只要你按时交钱，你就是在屋里养恐龙他都不管。

房子是旧了点，但胜在便宜。

我的房间大概二十平米，带一个只能转身的卫生间。窗户对着隔壁楼的墙，间距窄得能和对面的住户握手。墙纸发黄了，角落里有水渍，形状像一张摊开的地图。床是一米二的铁架床，铺着不知道多少人睡过的棕垫，我套上自己带来的床单，勉强能忍。

收拾完东西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我下楼买了桶泡面和一打矿泉水，回来的时候又在走廊里遇见了702的老太太。

这次她站在门外。

她比我刚才从门缝里看到的还要瘦。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对襟棉袄——大夏天的穿棉袄——整个人像一根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晾衣杆，随时都会被风吹倒。她的头发全白了，扎成一个摇摇欲坠的发髻，用两根黑色的铁丝别着。

她在烧纸。

就在走廊里，702的门前，放着一个铁盆，里面堆着黄纸和冥币，火苗舔舐着纸页，灰烬飞起来，飘飘扬扬地落在走廊的地砖上。

“阿姨，这……”我犹豫了一下，“在走廊烧东西不太好吧？物业不管吗？”

老太太抬起头，那双过分明亮的眼睛看着我。

“给老伴烧的，”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走了二十年了。每年今天给他烧点纸钱。物业不管，这栋楼没有物业。”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比如节哀，比如注意防火——但老太太已经低下头继续烧纸了。火光映在她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忽明忽暗，像一幅会动的油画。我注意到她的嘴唇在动，喃喃地说着什么，声音太小了，听不清楚。

我退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那天晚上，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窗外空调外机的嗡嗡声，和远处马路上夜归的摩托车声，翻来覆去睡不着。手机显示凌晨一点十七分。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从隔壁传来的。

不是电视的声音，不是收音机，也不是老太太的鼾声。是一种很奇怪的、有节奏的声音——笃，笃，笃，像是什么东西在敲击墙壁。

不是敲，是刮。

像指甲划过墙面。

一下，两下，三下……节奏很慢，很均匀，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慢慢地、慢慢地用指甲在墙上写字。

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

声音停了。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叹息。

那声叹息不像是从隔壁传来的，倒像是从我的枕头不见的、黑暗的角落里——飘出来的。苍老的，疲惫的，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悲伤。

我猛地坐起来，打开了床头灯。

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墙纸上的水渍还是那幅地图的形状，窗户还是对着对面那堵墙，什么都没有变。

但我知道我没有听错。

第二天早上，我在走廊里碰见了楼下的住户，一个在附近餐厅后厨打工的中年男人，姓周，大家都叫他周哥。他正蹲在楼梯口抽烟，看见我，点了点头。

“昨天搬来的？”

“对，703。”

周哥吐出一口烟，眯着眼睛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702的门。

“见过隔壁老太太了？”

“见过了。”

“她跟你说什么了？”

我想了想，“说晚上十点以后不要出门，不要敲她的门。”

周哥沉默了一会儿，把烟头摁灭在楼梯扶手上，弹进了楼道的缝隙里。

“她跟你说她姓什么了吗？”

“没有。”

“姓林，”周哥说，“林阿婆。在这栋楼住了……我不知道多久了。我搬来的时候她就在了，那是八年前。”

“她一个人住？”

“一个人。”周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她没有儿女，没有亲戚，从来没有人来看过她。每天下午五点，她会下楼一趟，去街口的便利店买一包纸钱和一盒牛奶。牛奶是给她自己的，纸钱是烧给她老伴的。天天如此。”

“天天烧纸？”

“天天烧。不是在走廊就是在屋里。你闻闻这楼道里的味道——”他吸了吸鼻子，“纸灰味儿。多少年了，散不掉。”

我确实闻到了。昨天以为是霉味，现在经他一说，才分辨出那是纸钱燃烧后的气味——焦糊的、带着一丝甜腻的纸灰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不断地、反复地被焚烧，永远烧不尽。

“周哥，”我犹豫了一下，“你有没有……晚上听到隔壁有声音？”

周哥的表情变了。

不是恐惧，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人想说什么，但又觉得说了也没用，最后选择了沉默。

“你住久了就知道了，”他说，“别管她，别理她，别在晚上十点以后出门。她说的那些话，你就当是老人家唠叨。”

他转身下楼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

“还有一件事，”他说，“如果——我是说如果——你半夜听到有人敲你的门，不要开。”

“为什么？”

“因为那不是人。”

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里渐渐消失了。

我站在走廊里，看着702紧闭的防盗门。门上贴着一副褪了色的春联，上联已经掉了，只剩下联和横批。下联是“岁岁平安”，横批是“阖家幸福”。春联的红色已经褪成了发白的粉色，边缘翘起来，像干裂的皮肤。

门的正中间，贴着一张巴掌大的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两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子写的：

“回避”

我回到房间，坐在床上，盯着那面与702共用的墙壁。

墙是普通的水泥墙，刷了一层白色的乳胶漆，年代久了，颜色发黄，有几道细小的裂纹。我伸手摸了摸，墙体冰凉，指尖能感觉到一种微微的、几乎不可察觉的震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墙的另一边，贴着墙面，静静地呼吸着。

我收回手，告诉自己那只是老房子水管的声音。

但我知道702没有单独的水表，整栋楼的水管都是明管，走的是外墙。

那面墙里，没有水管。

二

接下来的三天，一切正常。

当然，“正常”是相对而言的。如果你所谓的正常是指：每天出门的时候看见隔壁老太太在走廊里烧纸，回来的时候看见她还在烧纸，晚上躺在床上听见她用指甲刮墙壁，凌晨两三点被一声叹息惊醒——那么，是的，一切正常。

我试着不去想这些事。白天上班的时候，坐在格子间里对着电脑写产品文案，周围是同事敲键盘的声音和打印机嗡嗡的噪音，那些夜晚的声音就显得遥远而不真实，像一场做完就忘的梦。

但每天傍晚，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爬上七楼，看见走廊里那一小堆灰烬和702门上那张“回避”的红纸时，那种不安的感觉就会重新涌上来，像潮水一样漫过我的脚踝，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往上淹。

第三天晚上，我加班到九点半才回来。

楼道里的灯坏了三盏，只剩四楼的灯还亮着，昏黄地照着楼梯的转角。我摸着扶手往上爬，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回荡，像是有人在身后跟着我，我停他也停，我走他也走。

到了七楼，我发现702的门开着。

不是全开，是一条缝，和我第一天搬来时看到的一样宽。但这次门缝里没有眼睛，没有枯瘦的手臂，只有黑暗——浓稠的、几乎可以触摸的黑暗，从门缝里渗出来，像一道黑色的水流，无声无息地蔓延到走廊的地砖上。

走廊里的声控灯灭着。我没有跺脚，也没有拍手，就那么站在黑暗中，看着那条门缝。

然后我闻到了气味。

不是纸灰味。

是一种腐烂的、甜腻的气味，像水果烂透了之后渗出的汁水，混合着某种更刺鼻的东西——福尔马林？不，不是福尔马林，是另一种化学制剂的味儿，说不上来，像理发店里烫发药水的气味，但更浓，更冲，带着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甜。

我后退了一步。

门缝里伸出了一只手。

不是第一天我看见的那只枯瘦的手。这只手更小，更白，皮肤光滑得像瓷器，没有一丝皱纹。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涂着淡粉色的甲油，在黑暗中泛着微弱的光。

是一只年轻女人的手。

那只手从门缝里伸出来，五根手指张开，像是在空气中摸索着什么。然后它慢慢地、缓慢地转向了我，手指朝我的方向弯曲了一下——

像是在招手。

“进来。”

一个声音从门后传来。不是老太太沙哑的声音，而是一个年轻的、柔美的女声，像浸了蜜的水，甜得发腻。

“进来，不要站在外面。”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抬了起来。

真的不受控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手臂在动，手指在向前伸，朝着那只白色的、涂着粉色甲油的手伸过去。我的大脑在尖叫，说不要，不要碰，不要进去，但我的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像一根被拉动的木偶线，一步一步地朝那条门缝走去。

一步。

两步。

我的指尖快要触碰到那只手了。

“啪！”

七楼的灯突然亮了。

声控灯被什么声音激活了——不是我的脚步声，也不是我的拍手声——是一声巨大的、猝不及防的关门声。

“砰！”

702的门在我面前猛地关上了。

那只手消失了。那股甜腻的腐烂气味也消失了。走廊里只剩下纸灰的味道和我的喘息声。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

我的右手正保持着向前伸出的姿势，指尖距离702的门只有不到五厘米。

我收回手，发现自己的掌心里有一行字。

不是用笔写的，像是有人用指甲——很尖很细的指甲——刻进了皮肤里，字迹是红色的，渗着细细的血珠：

“你答应过我的。”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我没有答应过任何人任何事。

我根本不认识隔壁的老太太，更不认识那只年轻女人的手。

我用左手擦掉了掌心的血字——其实不是擦掉，是抹开了，红色的血迹在我掌心晕成一团模糊的印记，像一朵开败的花。

我打开703的门，走进去，锁好。又检查了一遍窗户——关紧了，插销插好了。又检查了卫生间——窗户也关着，没有异常。

然后我坐在床上，看着那面与702共用的墙。

墙上有裂纹。

但我发誓，今天裂纹的排列和前几天不一样了。

它们不再是一张地图的形状。它们变成了一行字。

我用手机拍了下来，放大看。

墙上的裂纹拼凑出的是一句话：

“你说过你会回来的。”

我没有说过。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里。

但当我看着那行由裂纹组成的字时，我的后脑勺深处突然涌上一阵剧烈的疼痛，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大脑里被硬生生地翻了出来——一段被掩埋的、被遗忘的记忆——但我什么都抓不住，疼痛过后只有空白，和一种说不清的、铺天盖地的悲伤。

那天晚上，我没有听到刮墙的声音。

我听到的是歌声。

从隔壁传来的，一个女人在唱歌。

声音很轻，很柔，像母亲哼的摇篮曲，但旋律古怪得很——不是任何我听过的歌，音符之间的跨度很大，跳跃得不合逻辑，像是一个不懂音乐的人随意编出来的调子。但那个声音太美了，美得让人心碎，像一把细小的刀子，慢慢地、温柔地剜进你的胸口。

我听不清歌词，只能隐约分辨出几个字：

“等……等……回来……回……”

我翻了个身，把枕头捂在耳朵上。

但那个声音穿透了枕头，穿透了墙壁，穿透了我的颅骨，直接在我的脑子里回响。

我等了很久，直到凌晨四点，歌声才停了。

取而代之的，是那声叹息。

和第一晚一模一样——苍老的，疲惫的，悲伤的叹息。

但这次，叹息之后，又多了一个声音。

老太太沙哑的嗓音，从隔壁传来，隔着一堵墙，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你又去招他了。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招他。”

没有回应。

“他不会回来的。他早就不是那个人了。你醒醒吧。”

依然没有回应。

然后我听到了一声哭泣。

不是老太太的声音，是那个年轻女人的声音——那个唱歌的声音。她在哭，哭得很压抑，像是把脸埋在枕头里，闷闷的，断断续续的，每一声抽泣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太阳穴上。

我闭上眼睛，不知道为什么，眼泪也流了下来。

我根本不认识她。

我根本不认识她们。

但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像是这具身体的某个深处，藏着一段我无法触及的、巨大的悲伤，它不需要我的允许，就可以随时夺眶而出。

三

第二天我请了假。

我去了趟派出所，想查一下702的住户信息。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想弄明白隔壁住的到底是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

派出所的民警查了查系统，告诉我702的登记住户叫林秀英，女，1938年出生，户籍在本市。

“就这些？”我问。

民警看了看我，“你想查什么？”

“她有没有家人？子女？亲属？”

民警又敲了敲键盘，摇了摇头，“系统里没有关联的亲属信息。她是一个人。”

“那她隔壁703之前的租客是谁？”

民警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奇怪。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就是703的租客，刚搬来的。想了解一下之前住户的情况。”

民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703之前的租客叫王浩，男，1995年生，四川人。三个月前退租的。”

“他搬去哪了？”

民警没有回答。他把目光移回屏幕，手指在鼠标上点了两下，然后说：“这个我不清楚。你要是有别的问题，可以去找房东。”

我知道他在隐瞒什么。

但我没有追问。我谢过他，走出了派出所。

站在派出所门口，我掏出手机搜了一下“王浩”和这栋公寓的名字。没有找到任何相关信息。我又搜了这栋楼的地址，除了几条租房信息之外，什么都没有。

但我注意到一件事。

在某个本地论坛的角落里，有一条三年前发布的帖子，标题是“天河XX路XX号公寓诡异事件，有没有人知道内幕？”

帖子内容很短：

“我朋友租了那栋楼七楼的一间房，住了不到一个月就搬走了，说晚上总能听到隔壁有奇怪的声音，像是在刮墙，又像是在哭。他搬走之后整个人都不对劲，瘦了二十多斤，天天做噩梦，说梦话的时候总在喊一个名字——但他醒来之后完全不记得自己喊的是什么。有没有人也住过那栋楼？七楼702隔壁的那间房。求知情人士爆料。”

帖子的回复只有三条。

第一条：“楼主朋友租的是703吧？那间房邪门的很，之前住过的几个人都搬得特别匆忙，有的连押金都没要就跑路了。”

第二条：“我表哥住过那间房，住了两周就搬了。他说每天晚上都能听到隔壁老太太和一个年轻女人说话，但隔壁明明只住了一个老太太。他搬走之后我见过他一次，整个人跟丢了魂似的，眼神都是散的。”

第三条：“别问了。那栋楼的事，知道的人都不敢说。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703之前有个租客，姓王，四川人，退租之后第三天就出了车祸，当场没了。警察说是疲劳驾驶，但认识他的人都说，他那段时间根本不敢睡觉，一闭眼就说有人在他耳边唱歌。”

我盯着屏幕，手指冰凉。

王浩。三个月前退租。四川人。车祸。当场没了。

民警说703之前的租客叫王浩，三个月前退租的。他没有说他出了车祸，也没有说他死了。但这条三年前的帖子里提到的那个姓王的四川人，会不会就是同一个人？

不对。帖子是三年前发的，如果是三年前就出事了，那就不可能是“三个月前退租”。除非——除非703在这三年里换过很多个租客，每个都住不长，每个都出了事，而王浩只是最近的一个。

我退出论坛，又搜了搜其他关键词。这次我用了更具体的搜索词：“天河XX路XX号703死亡”

没有结果。

我又搜了“林秀英广州”，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

最后我搜了“广州公寓烧纸老太太”，这一次，跳出了一些东西。

是一个博客，最后一次更新在五年前。博客的名字叫“城市边缘记事”，博主似乎是一个记者或者社会调查员，经常写一些关于城市底层生活的纪实文章。其中有一篇，标题是《烧纸的人》。

我点开来看。

文章不长，我摘录了关键的部分：

“在天河区的某栋老旧公寓里，住着一位每天烧纸的老太太。邻居们叫她林阿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全名。她每天傍晚都会在走廊里烧纸钱，据说是烧给她去世多年的丈夫的。这个习惯她保持了将近二十年，从未间断。”

“但让我感到奇怪的，不是烧纸本身，而是林阿婆烧纸时念叨的内容。我躲在楼梯间里偷听过几次，她说的不是普通的祭奠亡者的话——不是‘你在那边好好的’、‘缺什么托梦给我’之类的——她说的是：‘你回来吧，我不怪你了，你回来吧。’像是在对一个还活着的人说话。”

“我问过楼里的其他住户，有没有见过林阿婆的丈夫。没有人见过。她搬进这栋楼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从来没有男人和她一起生活过。那么，她在给谁烧纸？”

“一个老住户告诉我一个更奇怪的事情。他说，林阿婆以前不是这样的。三十年前，她刚搬来的时候，是一个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漂亮的中年女人。她在一家纺织厂上班，话不多，但见人会笑。改变发生在她搬来之后的第二年。”

“那一年，林阿婆怀孕了。”

“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一个独居的女人怀孕了，当然会有人嚼舌根，但那个年代的邻里关系不像现在这么冷漠，大家虽然好奇，但也没有人当面问过她。林阿婆对这件事讳莫如深，从不提起孩子的父亲是谁。十月怀胎，她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很漂亮，随妈妈。林阿婆很疼爱这个孩子，邻居们经常看到她抱着女儿在楼下晒太阳，脸上的表情是一个母亲特有的、温柔的、满足的笑容。”

“但女儿在三岁那年死了。”

“怎么死的，没有人说得清楚。有人说是一场病，有人说是一次意外，也有人说——是林阿婆自己杀的。”

“老住户告诉我，女儿死后，林阿婆就变了。她开始在走廊里烧纸，一开始是偶尔烧，后来变成每天都烧。她不再笑了，不再和邻居打招呼，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关就是一整天。有人说她疯了，也有人说她没有疯，只是太想念女儿了。”

“但有一个细节让我毛骨悚然。”

“老住户说，女儿死后，林阿婆没有给她办葬礼，没有火化，没有埋。她说女儿没有死，女儿只是‘睡着了’，就在那间屋子里，在那面墙的后面。”

“‘那面墙的后面’——我后来去看了那栋楼。702的布局和703是一样的，一室一卫，二十平米。那面墙是702和703之间的隔墙。如果林阿婆的女儿‘在那面墙的后面’，那她就是在——703。”

我放下手机，后背一阵发凉。

我转头看向那面墙。

那面与702共用的、有裂纹的、发黄的墙。

墙的后面是什么？

如果702的布局和703一样，那这面墙就是702的——等等，不对。如果两个房间的布局对称，那么702的这面墙应该是她的床头的位置。但我从703这边听刮墙的声音，是从墙壁的中段传来的，不是床头的位置。

除非——除非702的格局被改动过。

除非有人把这面墙拆开过，又在外面重新砌了一层。

除非墙的里面，有什么东西。

我站起来，走到墙边，用手掌贴住墙面。

冰凉。

和第一天一样，我能感觉到一种微微的震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墙的另一边，贴着墙面，静静地呼吸着。

但这次，我感觉到了更多。

我感觉到墙面不是完全平整的。在乳胶漆的不是水泥，是另一种材质，更软，更有弹性。

像皮肤。

我猛地缩回手。

墙面的乳胶漆在我手掌离开的地方，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印子——不是我的手印，是另一个形状，更小，更纤细，像一个孩子的手掌印。

五根手指，清清楚楚。

我盯着那个手印看了足足五分钟。

然后我拿起手机，给房东打了个电话。

房东姓刘，一个五十多岁的潮汕男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永远是一副不耐烦的语气。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

“喂，什么事？”

“刘叔，我是703的租客，小陈。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房租的事月中再说，现在没空。”

“不是房租的事。我想问一下，703和702之间的那面墙，是不是后来砌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那面墙好像有问题，墙面上有——”

“不要动那面墙。”

房东的语气突然变了，变得严厉而生硬，像是换了一个人。

“你听好了，703的那面墙，你不要碰，不要敲，不要在上面钉钉子，不要贴任何东西。你住你的，墙的事不要管。”

“但是——”

“没有但是。”房东打断了我，“你要是住不惯，随时可以搬走，押金全退。但如果你碰那面墙，出了任何事，我不负责。”

他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站在墙前，看着那个渐渐消退的孩子手印。

手印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最后完全消失了，像是被墙面吸收了。乳胶漆恢复了原来的颜色和质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但我指尖残留的那种触感——那种像皮肤一样的、温热的、有弹性的触感——久久没有散去。

那天下午，我没有出门。我坐在床上，背靠着那面墙——不，我不敢靠，我坐在房间正中央的椅子上，面对着那面墙，像在审讯一面墙。

我在网上搜了更多关于这栋楼的信息。

这一次，我找到了一个更古老的帖子，发表于八年前。发帖人是一个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他在做城市旧改的调研时，注意到了这栋楼。

帖子里有一段话：

“XX路XX号，这栋楼建于1980年代末，原是一家纺织厂的职工宿舍。纺织厂在1995年倒闭后，这栋楼被私人收购，改成了对外出租的公寓。我在查档案的时候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这栋楼在1996年曾经发生过一起命案。七楼的一间房里，发现了一具小女孩的尸体。死因是窒息，但案件的细节没有公开，档案被密封了。我问过档案馆的人，他们说这起案件涉及到一些‘不便公开’的情况，具体是什么，他们不肯说。”

1996年。

林阿婆的女儿死于1996年。三岁。窒息。

而那面墙——那面后来砌的墙——也是在1996年之后出现的。

我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

一种让我浑身发冷的可能。

如果林阿婆的女儿不是“死了”，而是被——砌进了墙里？

我摇了摇头，告诉自己这太荒谬了。这是电影里的情节，不是现实。一个母亲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砌进墙里？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但那个手印。墙面的触感。刮墙的声音。年轻女人的歌声。腐烂的甜腻气味。

还有那句——“你说过你会回来的。”

如果墙里真的有一个人。

如果那个人不是死了，而是——被困住了。

以一种活着的、有意识的、但无法挣脱的方式，被困在一面墙里，二十多年。

不，不对。如果是1996年砌进去的，那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了。一个三岁的小女孩，被困在墙里二十七年，她会长大吗？她会变成什么样？那个年轻女人的手——那只涂着粉色甲油的、光滑的、年轻的手——不是三岁孩子的手。

除非——被困在墙里的不是女儿。

是另一个人。

四

第五天。

我已经连续四天没有睡好了。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揍了两拳，白天在公司开会的时候走神，被组长点名批评了两次。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满脑子都是那面墙。

第五天傍晚，我下班回来，在楼下遇见了周哥。他正拎着一袋菜从外面回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你脸色很差，”他说，“没睡好？”

“周哥，”我拦住了他，“我想问你一件事。703之前住过多少人？”

周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七楼的方向，叹了口气。

“你非得问这个？”

“我想知道。”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菜放在楼梯扶手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

“我搬来这八年里，703换了……我数数……至少七个租客。你是第八个。”

“七个？八年换了七个？”

“对。最短的住了三天，最长的住了——那个姓王的，四川人，住了大概四个月。其他的大多住不到一个月就搬了。”

“他们为什么搬？”

周哥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从他的鼻孔里慢慢飘出来，在楼道里盘旋。

“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说晚上睡不着觉，有的说隔壁太吵，有的什么都不说，半夜拎着箱子就走了，连押金都不要。有一个女的，住了一周，走的时候是哭着下来的，整个人抖得跟筛糠似的，嘴里一直念叨着‘她来找我了，她来找我了’。”

“她来找我了——谁来找她了？”

周哥没有回答。他把烟抽到只剩下烟屁股，才开口：

“小陈，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在这栋楼住了八年，见过太多人住进703又搬出来。每个人走的时候都是一样的——脸色发白，眼睛发直，像被什么东西吓掉了魂。我不知道那间房里到底有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

他顿了顿。

“703和702之间那面墙里，有东西。”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但有一年——大概是五年前——703的一个租客喝醉了酒，回来的时候拿了一把锤子，说要砸开那面墙看看。我听到动静上去拦他，但没拦住。他砸了三下。”

“然后呢？”

“然后墙里开始流血。”

周哥的声音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几乎听不见。

“不是水，是血。红色的，温热的，从砸开的裂缝里往外渗，像人的伤口一样。那个租客看到血就吐了，吐了一地。我把他拖出来，用毛巾堵住了裂缝。第二天我上去看的时候，裂缝不见了，墙面完好如初，连个痕迹都没有。”

“你确定不是水管破了？”

“那面墙里没有水管。我在这栋楼住了八年，这栋楼的每一根水管我都清楚。那面墙是实心的，至少应该是实心的。但它里面有什么东西——有生命的东西——在呼吸。”

周哥说完这些话，拎起菜，上楼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

“小陈，听我一句劝。趁现在还来得及，搬走吧。押金什么的都是小事，命是自己的。”

他走了。

我站在楼道里，站了很久。

然后我上了七楼。

702的门今天关得很严实，没有留缝。门上那张“回避”的红纸还在，但春联的下联不见了，只剩下横批“阖家幸福”孤零零地贴在那里。

走廊里没有纸灰。今天林阿婆没有烧纸。

我站在702门前，犹豫了很久。

然后我抬起了手。

我敲了三下。

没有人应。

我又敲了三下。

依然没有人应。

我凑近门板，想听听里面的动静。门板冰凉，带着一股铁锈的气味。我把耳朵贴在门上——

什么声音都没有。

不是正常的安静。是一种真空般的、绝对的寂静。像是门后面的空间被掏空了，没有任何家具、没有任何电器、没有任何生命存在的那种寂静。连空气流动的声音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