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春风是踩着鼓点来的。北京西城区的胡同里，墙根下的迎春花憋足了劲儿，嫩黄的花苞顺着砖缝往外钻，沾着晨露的枝条扫过“红玉食品”新刷的铁牌——牌上的“铺”字被红漆涂掉，取而代之的“有限公司”四个新字，还带着油漆未干的黏劲儿。

聂红玉蹲在厂房门口，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送货单，眉头拧成了疙瘩。天津的五千斤酱菜刚装车，上海的代理又打来电报，催要两千斤酱肘子；车间里，张婶正拿着漏勺在腌菜缸前吵架，说李大叔装罐时少放了半两老卤；李伟跑进来，棉衬衫都湿透了，喊着“火车站的提货单忘盖公章，货运站不给发车”。

“乱成一锅粥了。”沈廷洲拎着修好的扳手过来，裤腿上沾着机油，“以前就五六个工人，你喊一嗓子全听见；现在二十多号人，车间、库房、送货各管一摊，没个章法真不行。”他递过搪瓷缸，里面的菊花茶还冒着热气，“昨天柳氏去送饭，看见两个工人在库房里偷啃酱肘子，说‘老板忙不过来，吃点不算偷’。”

聂红玉灌了口茶，喉咙里的燥气稍缓。她想起三天前去市食品公司对账，王经理指着厚厚的订单笑：“聂老板，你这‘夫妻店’该升级了。上个月你家酱菜在上海展销会卖断货，现在订单排到夏天，再这么‘一锅煮’管理，迟早要出乱子。”当时她没接话，可心里清楚，王经理戳中了要害——从五人小铺到二十人作坊，她的“临场指挥”早就跟不上了。

“不是‘夫妻店’了。”聂红玉突然站起身，把送货单拍在旁边的木桌上，“咱们成立公司，搞企业化管理。”沈廷洲愣了愣，手里的扳手“当啷”掉在地上：“公司？那不是国营厂才叫的名儿吗？咱们个体商户，能办？”李伟也凑过来，眼睛瞪得溜圆：“红玉姐，公司是不是得穿西装打领带？跟电影里的资本家似的？”

“啥资本家，是规范。”聂红玉笑着拍了拍他的肩，“我以前在酒店当经理，管着两百多号人，前厅、后厨、客房各有各的规矩，这叫‘层级管理’。咱们现在就照搬这套，把人分好岗、定好责，谁管生产、谁管销售、谁管质检，都白纸黑字写清楚，再也不用东跑西喊。”

这话正好被来送新配方的陈教授听见，老人扶了扶老花镜，手里的《酱肉工艺改良》手稿晃了晃：“好想法！当年北京饭店能成为标杆，靠的就是‘岗岗有标准，人人有职责’。你这酒店经理的本事，早该用在正地方了。”他翻到手稿最后一页，“我把新研发的‘老北京酱牛肉’配方带来了，正好赶上公司成立，当贺礼。”

消息传到家里，柳氏正给工人缝补磨破的手套，手里的针线“啪”地断了：“公司？那得花多少钱？万一搞砸了，咱们这几年的家底不就赔进去了？”她把碎线头扔在桌上，“以前你在黄土坡腌酱菜，我没拦着；你开食品铺，我把私房钱都给你了；可‘公司’是天大的事，咱小老百姓，别瞎折腾。”

聂红玉没急着辩解，从帆布包里掏出个新本子，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表格。“娘，你看。”她指着第一行，“这是生产部，管腌菜、煮肉、装罐，让张婶当组长——她在黄土坡跟我腌了五年酱菜，手艺最稳。这是销售部，李伟跑外快两年，跟天津、上海的经销商都熟，让他当主管。这是质检部，陈教授当顾问，专门查酱菜的咸淡、卫生，不合格的一律不准出厂。”

她又翻到下一页，上面写着工资标准：“组长比普通工人多十块，主管多二十，干得好还有奖金。以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现在是‘多劳多得’，工人们干劲才足。”柳氏凑过去，手指在“奖金”两个字上摸了摸——她这辈子没领过奖金，只知道挣工分的日子。“那……执照好办吗？”她的声音软了下来。

办执照的事，聂红玉早就托汤书记打听好了。第二天一早，她揣着新写的《公司章程》，跟着汤书记去了市工商局。办事大厅里，穿灰中山装的工作人员推了推眼镜：“个体办有限公司？这在咱们区还是头一份。章程里写的‘层级管理’‘质量追溯’，都是新鲜词啊。”

“这是聂同志的特色。”汤书记笑着把“省着名商标”证书递过去，“她从黄土坡的穷媳妇，干到现在带动二十多个乡亲就业，还帮着老家盖学校。这公司办起来，不仅是她的事，也是咱们扶持个体经济的样板。”工作人员翻着章程，又看了看聂红玉带来的生产流程表，点点头：“行，我们特事特办，三天后来取执照。”

从工商局出来，汤书记拍了拍她的肩：“红玉啊，你这步走对了。现在政策鼓励‘个体升级’，你把酒店的管理经验用在食品上，肯定能成。”他从包里掏出张名片，“这是市轻工业局的赵科长，他分管食品企业，以后你搞技术改造、申请贷款，都能找他。”聂红玉接过名片，指尖攥得发烫——这张小小的纸片，是她从“小老板”到“企业家”的敲门砖。

回到厂房，聂红玉把二十多个工人都召集到院子里。早春的太阳晒在人身上暖融融的，可工人们的脸都紧绷着——听说要“搞改革”，有人担心被辞退，有人觉得“瞎折腾”。李大叔抱着胳膊站在最前面，他是黄土坡来的老社员，跟着聂红玉干了三年，嗓门最大：“红玉啊，咱们腌菜凭的是手艺和良心，搞那些‘部’啊‘岗’啊的，是不是嫌我们老骨头没用了？”

“李大叔，您别多心。”聂红玉搬来张木桌站上去，手里举着画好的组织架构图，“以前咱们是‘一人多岗’，张婶又腌菜又装罐，李伟又送货又对账，忙起来就出错。上个月天津的订单，少送了两百斤；还有上海的客户反映，酱菜有的咸有的淡——这些不是手艺问题，是没人专管。”

她指着架构图：“生产部只管做，把酱菜腌得又香又匀；销售部只管卖，把订单盯紧、货款收齐；质检部专管查，不合格的就倒掉。就像黄土坡的养猪场，喂猪的不管扫圈，扫圈的不管配饲料，各管一摊，才能把猪养壮。”这番话接地气，工人们都点点头，李大叔也松了眉头：“那你说，我能干啥？”

“您经验足，负责生产部的原料验收。”聂红玉笑着说，“每天送来的萝卜、黄瓜，您先挑，不新鲜的一律退回去——这活儿，没人比您更合适。”李大叔眼睛亮了，拍着胸脯说：“放心！我保证挑出的原料，个个顶呱呱！”工人们都笑起来，院子里的气氛一下子松快了。

接下来的三天，聂红玉忙得脚不沾地。她把前世酒店的《员工手册》找出来，改成《红玉食品员工守则》：生产部要穿统一的蓝布工作服，戴口罩手套；销售部要记好每笔订单的“客户、数量、回款时间”；质检部要给每批酱菜贴“编号”，出了问题能查到是谁做的。

柳氏看着她熬夜改手册，偷偷在她桌上放了碗鸡蛋羹：“以前在黄土坡，你熬夜给石头缝衣服；现在熬夜搞章程，娘知道你不容易。”她拿起手册翻了翻，“这上面写的‘不准私拿产品’‘不准迟到早退’，都该有。上次那两个偷啃酱肘子的，要是早有规矩，也不敢那么大胆。”

沈廷洲则忙着给厂房划分区域，用红砖砌出生产区、库房、办公室，还在墙上刷了白灰，写上“质量是生命线”几个大字。“以前酒店后厨都分‘凉菜区’‘热菜区’，咱们这厂房也得规范。”他拿着卷尺量来量去，“我跟战友订了批新货架，能把原料和成品分开放，再也不会乱堆了。”

三天后，聂红玉从工商局领回了营业执照。红底金字的执照上，“红玉食品有限公司”几个字格外醒目，法定代表人那一栏，写着“聂红玉”。她举着执照回到厂房，工人们都围上来，掌声比过年还热闹。柳氏端来一筐红枣，分给每个人：“吃点甜的，祝咱们公司红火！”

挂牌仪式定在三月初八，是个晴天。汤书记来了，市工商局的张局长也来了，还有王婶、老李这些老熟人。陈教授剪了彩，红绸子落下来的时候，厂房门口的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惊飞了树上的麻雀。小石头举着写有“红玉食品，香飘全国”的纸牌，在人群里跑前跑后，脸上沾着炮仗灰。

仪式结束后，聂红玉召开了第一次部门会议。办公室是新隔出来的，摆着四张旧桌子，分别贴着“总经理”“生产部”“销售部”“质检部”的纸条。聂红玉坐在“总经理”的位置上，第一次觉得“经理”这个称呼，比前世在酒店时更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