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秋老虎格外顽固，北京的空气里还飘着暑气的余温，黄土坡却已浸在秋雨里。聂红玉刚把百货大楼的中秋礼盒订单敲定，沈廷洲就顶着一身泥点从火车站冲回来，军绿色帆布包上沾着的草屑都湿透了：“红玉，坏了！东北的黄豆涨了三成，山东的花生更是一天一个价，中间商说要不是咱们订得早，现在连货都拿不到。”

这话像块冰碴子，砸在刚热起来的办公室里。周明远捏着刚算好的成本报表，指节泛白：“聂总，原材料一涨，咱们休闲系列的利润直接砍半。要是跟着涨价，学生和工厂青年肯定嫌贵；不涨，这个月就得亏本。”林晓燕也急得眼眶发红，她刚和天津的经销商签了下月的供货合同，价格都定死了，现在原材料涨价，违约要赔不少钱。

聂红玉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的搪瓷杯——那是她刚穿越到黄土坡时，沈廷洲用退伍津贴买的，杯沿都磕出了豁口。前世在锦绣酒店当经理时，她最擅长应对这种“成本突袭”：酒店的牛羊肉总在冬季涨价，她就提前和牧区的供应商签“四季定价协议”，夏天低价锁货，冬天稳赚不赔。“慌什么？”聂红玉突然抬眼，目光扫过众人，“原材料涨价不是突发事，是咱们没提前筑好‘成本防线’。咱们去黄土坡，和生产队签长期定价协议，把原料价格锁死！”

“去黄土坡？”沈廷洲愣了一下，“汤书记是支持咱们，可乡亲们未必肯。现在市场上花生黄豆价格疯涨，他们肯定想卖高价，谁愿意和咱们签低价长约？”柳氏端着刚蒸好的窝头走进来，听见这话也跟着发愁：“可不是嘛，黄土坡的张云生昨天还托人带话，说有南方的贩子去收花生，一斤比咱们给的价高五分。乡亲们都盯着呢。”

“乡亲们要的不是‘一时高价’，是‘长久安稳’。”聂红玉掰着指头分析，“贩子收价高，但收完就走，明年要是歉收，他们未必来；咱们和生产队签协议，保底价、保收购量，还能优先雇乡亲们去分厂上班，这是贩子给不了的。”她抓起桌上的公文包，“沈廷洲跟我去黄土坡，谈协议；周明远留厂里算协议细节，把保底价、溢价条款都列清楚；林晓燕去和经销商沟通，说明情况，咱们用‘后期返利’稳住他们，别违约。”

第二天一早，聂红玉和沈廷洲就坐上了去黄土坡的火车。绿皮火车摇摇晃晃，沈廷洲把靠窗的位置让给她，自己靠在过道上，从帆布包里掏出两个煮鸡蛋：“这是娘早上煮的，你垫垫肚子。”聂红玉咬着鸡蛋，看着窗外掠过的白杨树，突然想起1968年刚到黄土坡时，也是这样的秋天，她背着原主的破包袱，踩着泥泞的路，连顿饱饭都吃不上。现在不一样了，她要给黄土坡的乡亲们，也给她自己的事业，筑一道稳当的墙。

黄土坡的雨还没停，土路泥泞得能陷住鞋。汤书记听说他们来谈协议，顶着雨就从公社跑来了，裤脚卷到膝盖，腿上全是泥：“红玉啊，你来得正好！南方贩子哄抬价格，乡亲们都疯了，连明年的种子都要卖。我正愁没法劝呢。”他领着聂红玉和沈廷洲往生产队走，路上的乡亲们看到他们，都热情地打招呼，可一提到“签长期协议”，脸上的笑容就淡了。

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张云生正带着几个乡亲翻晒花生。看到聂红玉，他搓着手，表情有些为难：“红玉妹子，不是我不帮你。你看，南方贩子给八毛一斤，你给七毛五，差五分呢。我这当队长的，总不能让乡亲们吃亏。”旁边的李大娘也跟着说：“是啊红玉，我家小三子要娶媳妇，就指望这季花生换彩礼呢。贩子给的价，能多换半袋白面。”

聂红玉没急着反驳，而是蹲下身，拿起一把湿漉漉的花生。黄土坡的花生颗粒饱满，是她当年教乡亲们用“起垄种植”的法子种出来的，比以前的产量翻了一倍。“张大哥，李大娘，我问你们三个问题。”她的声音不大，却盖过了雨打谷场的噼啪声，“第一，贩子今天给八毛，明天会不会降到七毛？第二，明年要是天旱，花生减产，贩子还来不来收？第三，就算年年卖高价，你们的花生能卖一辈子吗？”

打谷场上瞬间安静下来。乡亲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说话——他们都记得，前几年闹灾荒，花生减产，贩子踪影都没见，最后还是聂红玉的加工厂以保底价收了他们的花生，才没让大家饿肚子。“我给你们的，不是‘一时高价’，是‘一辈子的保障’。”聂红玉从包里掏出协议草案，“第一，保底收购价七毛五，比今年的市场价低五分，但比去年的保底价高一毛；第二，要是市场价涨到一块，咱们按九毛五收，给乡亲们补差价；第三，分厂优先雇签协议的乡亲，男工一天两块五，女工两块，比去城里打工还划算；第四，咱们帮生产队建种子库，免费提供优质种子。”

“真给补差价？”李大娘往前凑了凑，指着协议上的条款，“这纸上写的算不算数？”汤书记立刻接过话：“我作保！公社盖公章，协议有法律效力。要是红玉食品不兑现，你们来找我！”汤书记在黄土坡威望高，他一开口，乡亲们的顾虑就消了大半。张云生拿起协议，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突然拍板：“我信红玉妹子！她从来没坑过咱们。我代表一队签！”

可就在这时，一个尖酸的声音插了进来：“张云生，你傻啊？放着高价不卖，签这破协议，是不是拿了聂红玉的好处？”钟守刚披着件黑胶雨衣，摇摇晃晃地从人群外走进来，手里还拿着个酒瓶，“乡亲们，别听他们的！南方贩子说了，只要咱们把花生都卖给他们，每斤再涨两分。聂红玉就是想把咱们当冤大头，用低价把咱们绑死！”

跟着钟守刚来的几个村民立刻起哄：“对，卖贩子！多赚一分是一分！”李大娘也犹豫起来，攥着衣角说：“钟守刚说得也有道理，能多卖钱为啥不卖？”沈廷洲上前一步，挡在聂红玉身前，沉声道：“钟守刚，你别在这煽风点火！贩子收完就走，你能保证他们明年还来？红玉给乡亲们的是长久饭，你能给啥？”

“我能给现钱！”钟守刚晃着酒瓶，酒气喷得老远，“贩子今天就带了现金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聂红玉的协议再好，也是画大饼！”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沓崭新的毛票，在乡亲们面前晃了晃，“看到没？这才是真的！谁跟我去卖花生，现在就给钱！”

有几个年轻的村民动了心，跟着钟守刚就要走。聂红玉突然开口：“钟守刚，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她指着打谷场的花生堆，“你说贩子给八毛二，我现在就给八毛五，你把贩子叫来，咱们当场比价格。要是他真给得更高，我二话不说，让乡亲们卖给他；要是他给不了，你就给乡亲们道歉，以后别再来搅和！”

钟守刚的脸瞬间白了——他根本没联系什么南方贩子，那些话都是编的，就是想煽动乡亲们不签协议，好让聂红玉求他帮忙，再趁机敲诈一笔。“我……我凭啥跟你赌？”钟守刚往后退了一步，脚下一滑，摔在泥地里，雨衣上沾满了泥水，活像只落汤鸡。乡亲们一看他这模样，就知道他在撒谎，哄笑着把他扶起来，赶了出去。

一场闹剧过后，签协议的事顺理成章。不到半天，黄土坡五个生产队的队长都签了字，汤书记在协议上盖了公社的红章，鲜红的印章盖在泛黄的纸上，像一颗定心丸。李大娘签完字，握着聂红玉的手，眼眶都红了：“红玉妹子，以前我总嫌你是地主成分，对不住你。现在你给咱们找了长久饭吃，我这老婆子记你一辈子好。”

协议签完的第二天，天气放晴了。聂红玉和沈廷洲去分厂查看，工人们正在安装新的筛选设备，都是沈廷洲托老战友从上海买的，能把坏花生、瘪黄豆都筛出来，提高原料利用率。张云生带着几个乡亲在厂区周围种果树，笑着说：“红玉妹子，你说的‘循环农业’，我们记下了。以后厂里的废水浇果树，果渣喂猪，猪粪当肥料，一点不浪费。”

正说着，陈教授的侄子陈明亮骑着自行车来了，车后座绑着个大箱子。“聂总，沈大哥，我叔让我送新研发的‘酱菜底料’过来。”陈明亮打开箱子，里面是几十个小陶罐，“我叔说，用这个底料腌菜，能省三成香料，味道还更好。他还说，原材料涨价，咱们不仅要锁价格，还要降损耗，这样才能把成本真正控制住。”

聂红玉拿起一罐底料，打开盖子，浓郁的香味立刻飘了出来。她知道，陈教授这是在帮她——以前陈教授总说“手艺不能省”，现在为了帮她降成本，特意改良了配方。“替我谢谢陈教授，等我回北京，一定去看他。”聂红玉把底料递给沈廷洲，“咱们把这个底料的配方标准化，在黄土坡建个底料加工厂，既降低成本，又能给乡亲们多创造点就业岗位。”

回北京的路上，沈廷洲看着窗外的风景，突然说：“红玉，我以前总觉得你搞这些‘协议’‘策略’太复杂，现在才明白，你是在给咱们的事业砌墙。原材料是地基，协议是钢筋，有了这些，再大的风浪也不怕。”聂红玉靠在他肩上，笑着说：“以前在酒店，经理常说‘成本是根绳，攥紧了才不慌’。咱们做企业也一样，不仅要会赚钱，还要会守钱。”

刚回到北京的加工厂，周明远就拿着一份新的成本报表跑了进来，脸上满是兴奋：“聂总，沈大哥，你们看！和黄土坡签了协议，原材料成本降了一成；用了陈教授的新底料，香料成本又降了三成；张建军优化了生产流程，损耗率从以前的五降到了两成。现在咱们的休闲系列，利润比涨价前还高了五分！”

林晓燕也带来了好消息：“天津的经销商听说咱们签了长期协议，不仅同意不涨价，还追加了五千袋订单。他们说，就喜欢和咱们这种‘稳当’的企业合作，不用担心断货涨价。”办公室里的人都笑起来，之前的焦虑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信心。

可没过多久，新的麻烦又找上了门。东北的黄豆供应商突然打来电话，说因为原材料涨价，之前签的供货合同要提价，不然就不发货。“聂总，他们太欺负人了！”周明远气得拍桌子，“合同都签了，怎么能说涨价就涨价？”沈廷洲也皱着眉：“我去东北一趟，找他们理论。”

“不用去东北，我有办法。”聂红玉打开抽屉，拿出一份“备用供应商名单”，都是她之前让沈廷洲联系的。“咱们和黄土坡签的协议，主要覆盖花生和部分黄豆，东北的黄豆是补充。现在他们提价，咱们就减少向他们的采购量，转而从河北的供应商进货——我早就和河北的李经理谈好了，他们的黄豆质量不比东北的差，价格还低两成。”她顿了顿，“另外，给东北的供应商发份函，告诉他们要是违约，咱们就去法院起诉，让他们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