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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闭上眼睛。

白晓娟的脸浮现在黑暗里。

她笑着，眼睛弯弯的，像两道细细的月牙。

他想，可惜了。

真可惜。

接下来的几年，男人过着一种极其“正常”的生活。

他在村里的砖瓦厂找到了一份活，搬砖、码砖、装窑，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挣八块钱。

他干活很卖力，不偷懒，不耍滑，工头说他是个实在人。

他和工友们一起蹲在工地上吃午饭，啃着干馒头就着咸菜，听他们讲黄段子、骂老板、抱怨家里的婆娘。

他也会跟着笑，跟着骂，跟着抱怨，演得恰到好处。

没有人知道他床底下藏着一本影集。

没有人知道他在深夜里会把它翻出来，一页一页地看，一遍一遍地回味。

没有人知道他每次看到白晓娟的照片时，身体里都会涌起一股燥热的、难以压制的冲动。

那股冲动像一头困兽，在他胸腔里横冲直撞，撞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他试着用别的东西来压住它。

他去县城的小发廊里找过女人。

二十块钱一次，灯光昏暗，床单上有烟味和别人的体液味。

那个女人很胖，脸上的粉厚得能刮下来一层，躺下之后就不动了，像一个任人摆布的布娃娃。

完事之后，他觉得更空虚了。

不是那样的。

他要的不是这个。

他要的是那个下午——那种绝对的、不可逆转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生杀予夺的权力感。

那扇关上的门，那台开到最大音量的收音机，那个如天仙般美丽的女人，还有她的诱人胴体。

这些东西像毒品一样，在他的血管里流淌，让他上瘾，让他欲罢不能。

但他忍住了。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他以为自己可以一直忍下去。

第六年的春天，男人在砖瓦厂搬砖的时候，被一块从传送带上掉下来的砖头砸中了脚趾。

指甲盖裂了，血流了一鞋。

工头让他回家休息几天。

他坐在门槛上，把鞋脱了，看着自己血肉模糊的脚趾。

血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渗进干裂的泥土里，像一朵一朵慢慢绽开的小红花。

他看着那些小红花，突然想起了白晓娟。

她的血也是这样一滴一滴地流出来的。

从她身体里流出来，流到地上，流到他的鞋底上，流到他这辈子都洗不掉的地方。

他把鞋穿上，站起来，走进了屋里。

老婆正在厨房里洗碗，听见他进来，头也没抬地说了一句：“饭在锅里。”

他没有应。

他走进卧室，从床底下摸出那本影集。

塑料封皮已经泛黄了，牡丹花的图案已经模糊不清了，但里面的照片还是完好的。

白晓娟还是那个样子，穿着白裙子，站在石榴树前面，笑着。

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影集塞进帆布包里，背上包，走出了家门。

老婆从厨房里追出来，问他去哪儿。

他没有回头。

“出去打工。”他说。

黑金市，他又回来了。

他骑着自行车在路上颠簸着，窗外的风景从戈壁变成了农田，从农田变成了工厂，从工厂变成了城市。

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的天际线上升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

他看着那些越来越近的灯光，心跳一点一点地加快。

六年前，他仓皇逃离这座城市，像一个被打败的逃兵。

现在，他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