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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一头迁徙的野兽，从不在同一个巢穴里停留。

这头野兽在黑暗中蛰伏了几天，试探着伸出了爪子。

警察还在供电局周围巡查，但那股紧绷的气息已经松了。

他观察过，守在路口的便衣从七八个减到了两三个，眼神也不再像刚开始那样锐利，更多的时候只是靠着电线杆抽烟，偶尔聊几句闲天。

抓不到的。

他想。

这么多天了，连个影子都没摸到，黑金的这些警察，不过如此。

他开始出门走动，恢复了之前的作息。

白天上班，下了班跟工友们去小酒馆喝酒，喝完酒去街边的小歌厅跳舞。

日子照旧，但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

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

像饿了，但肚子不饿。

像渴了，但喝水不解渴。

他的手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攥成拳头，松开，再攥紧。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体里翻涌，找不到出口，憋得他浑身难受。

尤其是在深夜里，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火车汽笛，那种空虚感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把他淹没。

他盯着天花板，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声音——不是小李的尖叫声，不是小石的呼救声，是另一种声音。

是刀刃划破皮肤的闷响，是血液喷溅到墙上的嘶嘶声。

那些声音在深夜里变得格外清晰，像一首只有他能听见的歌。

他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

一个朋友问他：“兄弟，去不去包头？那边厂子在招锅炉工，工资这个数。”

那工友伸出三根手指，脸上的表情像是在说：这活儿你干不干？

不干有的是人干。

他几乎没有犹豫。

黑金这个地方，他待腻了。

警察虽然没找上门，但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让他不舒服。

包头好，没人认识他，没人知道他以前的事。

新的地方，新的猎物。

走的那天，他没跟任何人告别。

出租屋里的东西收拾起来很简单——一个帆布提包，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把弹簧刀塞在最底层。

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间住了大半年的屋子，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窗台上那盆仙人掌还绿着，水杯里还剩半杯凉茶。

他伸手关了灯，关上门，走了。

火车是傍晚的。

绿皮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汗臭味，硬座，三人的长椅挤了四个人。

他靠窗坐着，看窗外的风景一帧一帧地后退。

黑金的灯光渐行渐远，最后变成天边一抹模糊的橘黄色光晕。

对面坐着一对年轻夫妻，抱着个一岁多的孩子。

孩子哭了一路，妻子手忙脚乱地哄，丈夫在旁边不耐烦地抽烟。

他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们，脸上没什么表情。

旁边坐着一个老头，花白头发，满脸皱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

老头絮絮叨叨地跟他说话，说他去包头是去看儿子，说他儿子在包头混得不错，说包头比黑金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他嗯嗯啊啊地应着，一句也没往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