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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张脸还在。

不是余秀兰的脸，是他自己的脸。

他坐在炉子前，用一把改锥刮着炉箅子上的残渣，刮着刮着，手停了。

他想起了一件事。

他蹲在那个ce所里的时候，腰间的钥匙链响了。

那个钥匙链上挂着一个圆形的金属配件——那是矿井安全灯的底座卡扣。

他在矿上干过三年，那个配件是他从更衣室里顺走的，一直挂在钥匙链上，当个装饰。

那天出门的时候他忘了摘下来。

那个女人有没有注意到？

他不确定。

他蹲下去的时候，钥匙链确实响了。

但那个声音不大，她又在紧张，可能没听见。

也可能听见了，但不会想到那是什么东西。

可能。

他讨厌这个词。

第七天夜里，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从窗帘缝隙漏进来的月光，听着远处火车经过时铁轨发出的沉闷震颤。

他的身体又热了。

那种热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从他的小腹开始，一路往上蔓延，烧到胸口，烧到喉咙，烧到大脑。

它把那些恐惧、焦虑、谨慎全都烧成了灰烬，只剩下一种纯粹的、原始的、不可阻挡的欲望。

他已经忍了七天了。

忍够了。

他翻过身，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刀。

刀刃在月光下闪了一下，他把它举到眼前，看着刀尖上那个极小的缺口——那是那天早上在ce所里，刀刃蹭到水泥墙时留下的。

他伸出拇指，摸了摸那个缺口。

然后他坐起来，开始穿衣服。

1998年11月30日，凌晨六点四十分。

黑金市的冬天，早上六点多天还是黑的。

氟化盐厂的大门口亮着一盏碘钨灯，惨白的光把厂门前一小块地面照得像手术台。

夜班的工人三三两两从厂区里走出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一个巨大的“困”字——十个小时的流水线作业，耳朵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鼻腔里全是氟化氢那股呛人的酸味，眼睛被灯光和粉尘折磨得又红又涩。

崔金萍从厂门里走出来的时候，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她今年二十四岁，在黑金这个西北小城里，二十四岁的姑娘大多已经结了婚，有的甚至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但崔金萍还没有。

她挑。

不是眼光高，是她想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这个念头在1998年的黑金市显得有些奢侈，但她不在意。

她在意的事情不多——下班后能洗个热水澡，周末能去百货大楼逛逛，过年能攒钱给家里买一台新电视。

她把工装脱了，换上了自己的衣服。

一件乳白色的高领毛衣，外面套一件暗红色的羽绒服，羽绒服是去年在兰州买的，花了她将近一个月的工资，但保暖效果确实好，零下十几度的风打在脸上，身上还是暖和的。

鞋底已经磨得有点偏了，但她舍不得扔，这双鞋舒服，走路不累。

她背着一个小小的黑色挎包，包带斜挎在肩上，挎包的拉链上挂着一个毛线做的小兔子，是她自己勾的，白色的，耳朵粉红色。

从氟化盐厂到她租住的地方，走路大约二十分钟。

她租的房子在城东一片老居民区里，那是一片五层高的红砖楼，建于七十年代末，墙体上的涂料早就掉光了，露出

楼与楼之间的空地上停着几辆报废的卡车，车斗里堆着附近人家不要的旧家具和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