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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边抽一边想——不是想要不要放弃，而是想接下来怎么办。

她是一个人住。

从那扇门关上的声音来判断，那个屋子里没有别人。

如果她跟别人合住，门关上的声音不会那么轻——合租的人会把门关得更重，因为那不是自己的房子，不心疼。

她今天上的是夜班。

夜班意味着她白天要睡觉，睡到下午甚至傍晚。

这段时间里，她不会出门，不会接电话，不会见任何人。

她会在那扇门后面，躺在被窝里，睡得像一具尸体。

他不会在今天动手了。

那个婆娘看到他了没有？

他不确定。

王姨从屋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转身上了三楼，速度够快，应该没有被看到。

但就算她看到了，也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在清晨昏暗的光线里，不可能看清楚长相。

但王姨认识崔金萍。

她们是邻居。

如果崔金萍出了什么事，王姨会是第一个被警方询问的人。

她会说：“那天早上我出门倒痰盂的时候，在走廊里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这就够了。

他不怕警察。

但他怕被记住。

他需要换一个地方。

不能在走廊里动手了。

太暴露，变数太大。

他需要一个更私密的、没有邻居突然开门倒痰盂的地方。

他把最后一个烟屁股在栏杆上摁灭了，把烟蒂塞回兜里。

然后他从四楼下来，下到二楼。

他走得很轻，每一步都踩在台阶的边缘——那里不容易发出声响，这是他在无数个夜晚里自己琢磨出来的技巧。

他走到崔金萍的房门口，停下来，弯下腰，把耳朵贴在门缝上。

里面很安静。

没有电视的声音，没有收音机的声音，没有人说话的声音，甚至没有走路的声音。

他站直了身体，看着那扇门。

门是暗红色的铁皮防盗门，表面压着菱形的花纹，油漆已经有些年头了，边缘处翘起了几片铁锈。

门的上方没有猫眼——这栋楼太老了，八十年代初建的房子，那时候的防盗门还不流行装猫眼。

这意味着里面的人看不到外面是谁，除非开门。

他伸出手，食指的指节弯曲起来，在门板上敲了三下。

笃。

笃。

笃。

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在安静的走廊里传得很远。

崔金萍刚躺下。

她把羽绒服脱了挂在衣架上，毛衣叠好放在床头的椅子上，鞋子踢到了床底下。

她钻进被窝的时候，被子是凉的，凉得她整个人像被泼了一盆冷水，蜷缩成一团，等着自己的体温把被子焐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