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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闭上眼，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慢慢变得均匀。

然后敲门声响了。

笃。

笃。

笃。

她的眼睛猛地睁开了，盯着天花板看了两秒钟。

天花板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缝，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

“谁呀？”她侧过身，朝门的方向喊了一声。

声音不大，带着那种刚躺下就被叫起来的人特有的慵懒和不耐烦。

门外沉默了一秒。

“水务公司的，抄水表。”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语调很平常，不高不低，不急不慢，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正式感。

但如果仔细听——如果崔金萍不是那么困，如果她的脑子不是被十个小时的夜班搅成了一团浆糊——她可能会注意到这个声音里的一个细微的破绽：太稳了。

一个真正的抄表工，在冬天的清晨六点多敲开一扇陌生的门，声音里多少会带一点“我也不想起来上班”的疲惫感，或者“赶紧抄完赶紧走”的急促感。

但这个男人的声音里什么都没有。

它像一条被熨斗烫过的床单，平得不像真的。

崔金萍皱了皱眉。

她躺在床上，脑子里慢吞吞地转了一下——抄水表？

抄水表不是一般都晚上来吗？

白天大家都不在家，晚上才在家，这她还是有印象的。

上次抄水表是去年冬天，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晚上七点多来的，还跟她聊了几句，说她一个人住水费比旁边那户三口之家还高，是不是哪里漏水了。

现在才早上六点多。

但她实在太困了。

困到不想思考，困到懒得怀疑，困到只想赶紧把这个人打发走，然后回到被窝里接着睡。

她掀开被子，坐起来，把毛衣从椅子上捞过来套上，趿拉着棉拖鞋走到门口。

她顺手拢了一下头发——别在耳后，不要让外人看到自己披头散发的样子。

手摸到门锁的时候，她停了一下。

她想起来了。

这座楼的水表不在屋里，在一楼楼道的水表井里，要用专门的扳手才能打开。

上次抄表的那个人根本就没有进她家，只是在楼道里蹲了一会儿，在单子上写了几个数字就走了。

她的手指在门锁上悬了零点几秒。

但门已经开了。

她拉开了门。

门口站着一个男人。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袄，领子竖起来，遮住了下半张脸。

但崔金萍低着头，没有看他的脸——她的目光先落到了他的胸口。

那里没有工作证，没有胸牌，没有任何能证明他是“水务公司员工”的东西。

她抬起头，想看清他的脸。

他的脸上没有口罩。

那是一张三十多岁的男人的脸，脸型方正，颧骨略高，皮肤粗糙，像是被风沙打磨过的石头。

他的眼睛不大，眼窝微微凹陷，眼白上有几根清晰的血丝。

他的嘴角是往上翘的。

那不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