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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恐惧，他早就过了会恐惧的阶段。

第一起案子之后他确实怕过，连着做了三天噩梦，梦见那个女人从太平间里坐起来，指着他问“你为什么要杀我”。

但到了第二起，梦就不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像一个工匠完成了一件作品，然后站在远处打量它，挑剔着哪里还不够完美。

现在他挑剔的是过程。

他又想起刚才的搏斗。

崔金萍的牙齿咬进他手指的那一刻，那种疼痛从指尖炸开，沿着手臂一路烧到肩膀，他现在想起来都忍不住龇牙。

还有她那双指甲——明明看起来修剪得整整齐齐，圆润得像贝壳，怎么就能把他的脖子抓出那么深的三道口子？

他抬手摸了摸脖子上的伤痕，血已经止住了，伤口边缘结了暗红色的痂，摸上去粗糙又滚烫，像三条趴在皮肤上的蜈蚣。

“都他妈一个样。”

他喃喃地说。

迄今为止他遇到的每一个女人都刚烈异常，没有一个肯乖乖听话。

这让他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郁闷。

他想要的其实很简单——一个活着的、温顺的、完整的女人。

他不需要她配合，只需要她不反抗，不尖叫，不用那种眼神看他。

但每一次，每一次都变成了这样：血、尖叫、挣扎、最后是一具千疮百孔的尸体。

他不能理解。

在他看来，他给了她们一个选择——听话，活着；反抗，死。多么公平。

可她们总是选择后者，好像活着本身不是一个足够诱人的选项似的。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他对着空气问。

没有人回答。

崔金萍的血沿着床板的缝隙往下滴，滴在地板上，发出沉闷而有节奏的声音，像一座走慢了的老钟。

他叹了口气，把注意力重新放回尸体上。

既然不能活着的时候用，那就只能用尸体了。

这已经是他第五次这么做了。

现在的他已不再紧张。

甚至可以说，他找到了一种新的节奏、新的仪式感。

活着的女人让他失望，死了的反而不会——她们不会尖叫，不会反抗，不会用那种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盯着他。

她们只是安静地躺在那里，任凭他摆布，像一尊温顺的、为他量身定制的娃娃。

他把崔金萍的尸体从地上搬到了床上。

她的身体比他想象的要重得多。不是体重的重，是那种失去生命之后特有的沉——活的动物你抱起来，它会下意识地配合你，找一个平衡点；

而尸体不同，它像一袋湿透的水泥，每一寸都往地上坠，胳膊从指缝间滑出去，脑袋往后仰，脊椎骨发出咔咔的响声。

他把她在床上摆正。先摆头，再摆手臂，最后是腿。像一个裁缝在给假人模特穿上新做的衣裳，又像一个孩子在给洋娃娃整理裙摆。

然后他开始脱她的衣服。

枣红色毛衣已经彻底毁了，上面有七八个刀口，血从每个口子里渗出来，把毛衣染成了黑红色。

里衣的领口被他撕烂了，白色的棉布上绽开一片片暗红色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