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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明正在办公室吃盒饭。

十二块钱的快餐，一荤两素，米饭管够。

荤菜是红烧带鱼，素菜是炒豆芽和烧豆腐。

带鱼不太新鲜，有一股淡淡的腥味，但他不在乎。

他今年四十六岁，在公安系统干了快二十年，什么苦没吃过？

在追逃犯的时候，他啃过生玉米，喝过沟里的水，蹲在坟头旁边吃过冷馒头。

一块不太新鲜的红烧带鱼算得了什么？

他用筷子夹起一块带鱼，刚送到嘴边，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

没有敲门。

他的手下周通站在门口，脸色不大好看。

“张队，市里又出事了。”

张国明没有问“什么事”。

干刑侦这一行，当你手下的人用这种表情、这种语气、在这个时间点来找你的时候，你不需要问。

你只需要把筷子放下，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然后站起来。

他把带鱼放回饭盒里，把饭盒盖好——不是因为讲究，而是因为他隐约感觉到，这可能就是他今天最后一顿饭了，不想回来的时候看到上面落满苍蝇。

“哪个辖区？”

“黑金公司家属院。”周通把外套递给他，“一个女的，二十出头，被杀了。老赵他们已经先过去了，让我回来接你。”

张国明接过外套，一边走一边穿。

从办公室到停车场，周通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把基本情况说完了：受害人女性、二十一岁、黑金公司工人、独居、被发现在家中卧室里、身上有大量锐器伤、初步判断是他杀。

“有没有提到作案手法？”张国明拉开车门的时候问了一句。

周通犹豫了一下。

“说了。老赵说……受害人身体有缺失。”

张国明的手在车门把手上停了一秒。

然后他坐进了车里，关上车门，系上安全带。

“走。”

从公安局到黑金公司家属院，开车大约需要十五分钟。

张国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城市景象，一言不发。

黑金市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工业城市。

老城区里到处是七八十年代建的筒子楼和家属院，外墙刷着褪色的标语——“计划生育人人有责”“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字迹斑驳，有些笔画已经脱落了，看起来像某种神秘的暗号。

新城区在东边，从去年开始动工，现在才刚建起几栋商住楼和一栋百货大楼，孤零零地杵在一片荒地中间，像一个被拔了牙的巨人。

路上行人不多，骑自行车的人倒是不少。

他们的脸藏在棉帽和口罩后面，只露出一双眼睛，一个个都急匆匆的，好像身后有什么东西在追他们。

路边的小卖部里传出电视机的声音，是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主持人用标准的普通话在播报一条新闻，说的是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的事情。

1998年，这个国家正在以一种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速度变化着。

但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有些东西从来没有变过，也不会因为什么“入世”就自动消失。

比如杀人犯。

比如qiangjian犯。

比如那些专门挑选独居女性下手、事后还要从她们身上割走一部分当作“纪念品”的变态。

张国明闭了闭眼睛。

他想起了一个人。

不，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影影绰绰的轮廓。

没有脸，没有名字，没有住址，没有任何可以把他从二三十万男性中筛选出来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