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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墙上、天花板上，到处都是血。

有些血迹已经干了，变成黑褐色；有些还是湿的，在灯光下反射出暗红色的光。

空气中的铁锈味浓到令人作呕，像走进了一个屠宰场。

张国明的胃翻涌了一下。

他把那股恶心强行压了下去，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

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一种愤怒。

一种在体内燃烧、却无法向任何对象发泄的、炽烈的、令人窒息的愤怒。

他深吸了一口气。

“干活。”

他说，声音平静得不像话。

“该拍的拍，该采的采，一个细节都不要漏。”

勘查工作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

拍照、录像、提取指纹、提取足迹、提取jg液、提取毛发、提取血液样本、绘制现场图、标记每一处血迹的位置和形态、测量每一处伤口的长度和深度、记录每一件物证的位置和状态……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省略，每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因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DNA技术刚刚起步、监控摄像头还是稀缺资源的时代，破案靠的就是这些从现场刨出来的细碎线索，像淘金一样，把成千上万吨的泥沙淘掉，只为找到那几粒微不足道的金子。

张国明亲自提取了y道内容物。

这是一个令人不适的过程，但他没有让任何人代劳。

不是因为他不信任手下，而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这个案子，这具尸体，从他踏入这个房间的那一刻起，就是他的事了。

他会一直追下去，追到那个男人落网为止。

他小心翼翼地将棉签插入、旋转、抽出，放入试管中，贴上标签，写下编号和日期。

1998年11月30日。

这个日期将会被反复书写。

在尸检报告上，在立案决定书上，在无数份协查通报和摸排表上，在七年后的某一天、某个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的会议记录上。

它会被打印、被手写、被传真、被复印、被污损、被折角、被归档、被尘封、被重新调出。

但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它首先是一串写在试管标签上的、墨迹未干的数字。

张国明走出卧室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给灰白色的城市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

远处黑金公司的烟囱还在冒烟，白色的水蒸气被风吹散，在空中画出无数个转瞬即逝的形状。

院子里不知道谁家在放收音机，单田芳的《白眉大侠》，声音开得很大，整个院子都听得见。

他站在走廊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

红旗渠。四块钱一包，在他这个级别的人里算是寒碜的。

但他抽习惯了，换别的牌子总觉得不对味。

他抽出一根，叼在嘴里，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一只老式的铁壳打火机，磨得发白，上面印着“1986年黑金市公安系统先进工作者”字样，字迹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

他点了三次才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