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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秋天来得早。

九月初，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就开始泛黄了。先是边缘的一小圈，然后整片整片地往下掉，被秋风卷着在青砖地面上打旋。何雨柱值乘回来的时候，脚踩在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拎着行李穿过院子，看到刘婶正在水龙头底下洗菜，旁边蹲着刘光福。那孩子瘦得跟竹竿似的，穿着一件明显大了好几号的旧褂子，胳膊上还能隐隐约约看到些青紫的痕迹。他看到何雨柱走过来，抬了抬头，叫了一声“何叔”，又低下头去帮刘婶择菜了。

何雨柱应了一声，进了自己家。于丽正在堂屋里给家安喂饭，见他回来抬头笑了一下：“回来了？锅里有热水，你先洗把脸。”

何雨柱放下行李洗了脸，在桌边坐下来。于丽把一碗热好的面条端过来放在他面前，又给他倒了一杯水。何雨柱端起碗吃了几口，目光落在桌角摆着的一叠纸上——那是何家兴的作业本，封皮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何家兴”三个字，旁边画了一个小人。何雨柱伸手翻了翻，字写得虽然还稚嫩但一笔一划挺认真的。于丽在旁边说：“家兴今天在幼儿园得了小红花，老师夸他数数数得快。”

何雨柱点了点头。他看着那朵用红纸剪的小花贴在作业本上，嘴角弯了一下。何家兴五岁多了，明年就该上小学了。家旺三岁，在托儿所里整天跟小朋友打架——虽然从来没打赢过。家成两岁，已经能数到一百了。家安一岁多，刚学会走路，整天摇摇晃晃地在屋里跑来跑去，像一只胖乎乎的小鸭子。四个孩子一个比一个闹腾，但每一个都健康、壮实、吃得饱穿得暖。

他吃完面条把碗放下，靠在椅背上环顾了一圈这间屋子。堂屋不大，陈设简单，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一个碗柜，墙上贴着几张孩子们的涂鸦和一张何家兴得的小红花。窗台上摆着于丽养的几盆绿植，叶子绿油油的，在秋日的阳光下泛着光。角落的柜子上码着几个罐子，里面装着他从空间里取出来的干货和零嘴。一切都满满当当的，热热闹闹的，像是这个家本身一样——不宽敞，但充实；不华丽，但妥帖。

何雨柱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秋日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暖融融的，跟夏天那种灼热不一样，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度。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目光从院子的这一头慢慢扫到那一头。

易中海那间屋子还空着，门上的锁生了厚厚一层锈，窗户纸破了也没人换，黑洞洞的像两只空洞的眼睛。一大妈搬走之后这间屋子就再也没开过门，院里的人偶尔提起易中海的时候都是摇着头叹口气就过去了。

阎家那边的门半开着，阎埠贵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择菜。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头发白了大半，动作也慢了不少。看到何雨柱在院子里站着，他抬了抬头，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何雨柱也点了点头。自从三大爷被撤了之后，阎埠贵整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瘪了下去，以前那股算计劲儿没了，天天缩在家里不怎么出门。阎解成在街道小厂里干着临时工，一直没转正，也没再找对象。阎家现在的日子在院里算是最紧巴的几户之一。

贾家那边窗户关着，里面隐隐约约传来贾张氏断断续续的念叨声和秦淮茹低低的应答。棒梗又没去上学，何雨柱回来的时候在胡同口看到他在垃圾堆旁边翻东西。那孩子瘦得皮包骨头，脸上一道灰一道土的，看到何雨柱的时候眼睛躲了一下，然后装作没看见跑了。秦淮茹还在轧钢厂三车间干着，每天早出晚归，脸色蜡黄蜡黄的，整个人像是一根绷了太久快要断了的弦。

许大茂家倒是热闹。娄晓娥在院里晾衣服，许大茂在屋里不知道跟谁说话，嗓门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隐约还夹杂着笑声。何雨柱跟许大茂这些年一直不冷不热的，见面点头打个招呼，但从来没有什么来往。娄晓娥偶尔在院子里碰到何雨柱的时候会叫一声“何同志”，何雨柱应一声就走过去了。两个人之间永远隔着那几步的距离，不远不近，客气而疏远。

何雨柱收回目光走回了屋里。于丽已经把碗筷收拾好了，家安在摇篮里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何雨柱在桌边坐下来，把今天的报纸翻开来看了看。报纸上没什么新鲜东西，无非是些生产捷报和会议消息。他把报纸放在一边，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在心里把这几年的账默默地过了一遍。从1959年到1965年，六年的时间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自然灾害过去了、物资供应慢慢恢复了、日子虽然没有以前那么紧但也谈不上多宽裕。而他在这一波又一波的起伏里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谁也不敢小瞧的人。他有稳定的工作、有能干的媳妇、有四个健康的孩子、有何雨水嫁出去之后安安稳稳的日子、有何大清在石家庄重新开始的生活、有李怀德和娄半城和大领导这些一层一层叠起来的人脉和关系。他手里攥着的东西比院里任何一个人都多，但他从来不显摆不张扬，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于丽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把家安的小被子从椅子上拿起来叠好了放在一旁。她看了何雨柱一眼说：“你又在想什么呢？”

何雨柱睁开眼睛看着她：“没想什么，就是觉得这几年过得挺快的。”

于丽点了点头：“是挺快的。家兴刚出生那会儿还在怀里抱着呢，一晃眼都这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