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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的风已经带了凉意，从院子里穿堂而过。

温岁安刚把碗筷收了，站在灶台边擦手，听见院门响了一声。

刘卫东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压得不高，但听得见。

“聿白，你出来一下。”

沈聿白正在堂屋里看文件，听见声音放下东西走出去。

院门关上了，两个人的脚步声往巷子那头移了几步，说话声断断续续的，隔着院墙和风声，听不清完整句子。

只能偶尔飘过来几个词：“政审”“信”“再等等”。

温岁安没有往窗边走。

她把抹布拧干挂好，从灶房端了一盆热水进了洗漱间，把门关上了。

第二天开始，日子照常往下走。

卫生所换季的病人多了起来，咳嗽的、发烧的、关节疼的，从早到晚没断过人。

温岁安每天七点半到岗，傍晚六点才收工，回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沈聿白比她更忙，副团长的交接手续还没走完，每天早出晚归，两个人常常一天碰不上面。

九月开学之后，服装厂那边忙得脚不沾地。

红太阳幼儿园的校服发下去之后，口碑传得很快，先后有三家公办小学和两家中学主动联系了雷蒙厂。

校服订单一个接一个落下来，工人们从早七点干到晚九点，还是赶不出货。

孙怀明又招了一批工人，大部分是附近街道的待业女青年，上手快，半个月就能上流水线。

“华国”汗衫在整个夏天卖得铺天盖地，京城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有人穿着去上班，有人穿着去赶集，有人穿着在院子里乘凉。

孙怀明在电话里跟温岁安说，供销社那边已经催了三次货了，每次都是刚到就卖完。

十月初，孙怀明跑了一趟江宁。

江宁羽绒厂是国内第一批做羽绒制品的厂子，早几年接的都是出口订单。

今年上面调了产业结构，出口配额缩减，厂里开始转型做别的品类，那几台专门处理鸭绒的旧机器就闲置了。

孙怀明提前打了两通电话过去，对方说机器还在，可以来看。

孙怀明到江宁那天是周三，厂门口挂着“国营江宁羽绒制品厂”的牌子，白底黑字，漆皮脱落了半块。

厂长姓陈，陈国栋，五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老花镜，从办公室迎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把扳手。

“孙厂长是吧？机器在后头车间，你自己看。”

孙怀明跟着他穿过厂区，进了后头那间空置的车间。四台机器并排摆着，铸铁机身，表面落了灰，但看上去没怎么用。他蹲下来摸了摸电机外壳，又看了看出绒口的滚轴。

“这批机器，用了多久？”

“不到两年。”陈国栋靠在门框上，把扳手别在裤腰带上：“之前给毛子国那边做订单，一天开八个小时，用了不到一年半就停了。后来订单没了，机器就搁在这儿落灰。电机没问题，滚轴换过两回，保养得还行。”

孙怀明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多少钱？”

“四台打包走，两万。”陈国栋说：“不还价。你不拿，过两天本地也有厂子来问。”

孙怀明没有犹豫，从皮包里掏出合同和介绍信：“两万，我当场签字。机器你们负责拆装，运费我们出。”

陈国栋接过合同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孙怀明：“你们厂做什么的？”

“童装。现在准备上羽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