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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下旬的黄陂县，天寒地冻，北风像是一把把小刀子，刮得沿街的布幌子哗啦啦直响。

城东的一家老客栈里，二楼靠街的那个房间，却亮着一盏暖融融的煤油灯。

“啪嗒、啪嗒、叮——”

一阵清脆的打字机敲击声，在安静的客栈走廊里回荡着。

陈文君裹着一件厚实的粗线毛衣，齐耳的短发别在耳后。她搓了搓冻得有些发红的手指，捧起桌子上的热茶捂了捂，目光再次落在那张刚刚打满黑字的稿纸上。

稿纸最上方，赫然印着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沈烈与他的独立支队：从戴罪侦察兵到大别山先锋》。

这是她重返黄陂县后，写下的第一篇战地长篇通讯的开篇。

作为一名常驻第五战区的战地女记者，陈文君这段时间的经历，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跳舞。前阵子，她刚刚去了一趟战区总部，又秘密通过地下交通线，向延安总部做了一次详尽的汇报。

在延安，首长们对黄陂县的局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在这抗战进入最艰苦相持阶段的一九三九年，国共两军能在前线摒弃前嫌、生死相托，打出落鹰涧那样漂亮的大捷，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模范战例。

延安总部的指示很明确：黄陂县的国共联合抗日，是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陈文君的任务，就是深入黄陂，做一次长达半年的“长期跟踪报道”。从大别山战役的备战，到战役打响，再到战后的总结，全方位记录下这支队伍的铁血历程。

这篇报道一旦发出去，将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自十里地形圈之后的第二次宣传狂潮。沈烈和他的独立支队，将彻底成为全中国抗日军民眼里的一把尖刀。

陈文君喝了口热茶，把稿纸小心翼翼地收进牛皮纸袋里。

她站起身，拿起桌上的照相机，挂在脖子上，推开门走出了客栈。

黄陂县的大街上，并没有因为即将到来的大别山战役而显得惊慌失措。相反，整个县城透着一股子万众一心的热乎劲儿。

陈文君顺着青石板路往前走，刚走到城西的十字路口，就碰见了一长串推着独轮车的老百姓。

“大爷，这大冷天的，您推着这么多白菜干粮去哪儿啊？”陈文君快走两步，上前帮一个戴着破毡帽的老大爷推了一把车。

老大爷停下车，擦了把汗，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是陈记者啊！俺们是城外王家村的，这是周边十二个村子凑起来的过冬菜和纳好的千层底布鞋。”老大爷指着身后那望不到头的独轮车队，满脸的自豪。

“沈司令的独立支队，马上就要进大别山打鬼子了。那些当兵的娃子，都是替咱们老百姓挡枪子儿的。俺们乡下人没啥本事，但也绝不能让打鬼子的队伍饿着肚子、光着脚丫子进山！”

旁边一个推着一车土豆的中年汉子也跟着嚷嚷：“就是！以前那些杂牌军过境，恨不得把咱们的锅底都给刮干净。可沈司令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还帮咱们端了城外的汉奸窝。这才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俺家那二小子，昨天也报名参加独立支队了！”

陈文君听着这些最朴实的话语，赶紧举起相机，“咔嚓”一声，将这十二个村子百姓推车劳军的画面定格了下来。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陈文君在心里默默地记下了一笔。独立支队之所以能在这短短一个月内扩编到三千五百人，靠的不仅仅是长官部的一纸委任状，更是这黄陂县老百姓实打实的民心。

告别了劳军的队伍，陈文君在街角的一个茶摊前，遇到了穿着一身旧棉袍的陈先生。

陈先生现在是半公开的地下党联络员，专门负责协调新四军和独立支队的情报网。

两人隔着一张方桌坐下，要了两碗热茶。

“陈记者，这半年的跟踪报道，是个苦差事啊。”陈先生压低了声音，眼中透着赞赏。

陈文君笑了笑：“陈先生，比起在前线流血的将士，我这点苦算什么。只是沈大校那边，大别山战役在即，军务繁忙，我怕贸然过去采访，会耽误了独立支队的备战。”

“你顾虑得对。”陈先生点了点头，端起茶碗吹了吹浮沫。

“沈司令现在的压力很大。三千五百人的身家性命，加上咱们新四军挺进队的两千主力配合，大别山南麓的担子，全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了。咱们在后方，就不去给他添乱了，多看看基层，多写写老百姓，也是一样的。”

陈先生站起身，留下两枚铜板。

“陈记者，保重。这黄陂县的天，马上就要变了。”

陈文君看着陈先生消失在街角的背影，收拾起心情，背着相机，朝着城南的那间医馆走去。

要写透沈烈，有一个人，她是必须要去见的。

晚晴医馆。

还没走到门口，一股浓烈的来苏水味道和熬煮中药的苦涩味儿，就顺着寒风飘了过来。

医馆里头忙得不可开交。大别山战役即将打响，独立支队的后勤医疗物资，有一大半都是靠着这家小小的医馆在调配和筹集。

陈文君掀开厚重的棉门帘，走了进去。

医馆的堂屋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箱和成捆的干净纱布。

宋晚晴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白大褂，正低着头，神色专注地清点着刚刚送来的一批盘尼西林。她的动作麻利而熟练，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却连擦都顾不上擦。

宋晚秋在一旁帮着烧开水、给医疗器械高温消毒，小脸被炉火烤得通红。

陈文君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举起相机，按下快门。

听到快门声，宋晚晴抬起头，看到是陈文君，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意。

“陈记者来了。随便坐，屋里头乱得很，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宋晚晴放下手里的药瓶，在白大褂上擦了擦手，走上前来。

“宋大夫，忙着呢？”陈文君把相机收好，帮着宋晚晴把一个沉重的纱布箱子往旁边挪了挪。

两个女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汇。

没有任何狗血的争风吃醋，也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敌意。陈文君作为延安培养出来的优秀战地记者，对沈烈只有最纯粹的专业层面的敬意和战友般的钦佩；而宋晚晴，更是有着大户人家千金的通透和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