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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雪融尽的时候,院子里的老枣树便有了动静。
起初只是枝头的芽苞鼓起来,一粒一粒青褐色的,藏在去岁未落尽的枯叶后面,要凑近了才看得见。薛刚每日晨起练刀回来,都要在树下站一站,仰头看看那些芽苞。贺兰雪说他这是盼枣子盼得心急了,他也不辩解,只笑笑,把刀上的露水擦干净,收了回屋。
他确实在盼。他盼的不是枣子,是那一年——枣花开得最盛的那一年,他娘坐在树下,花落了她满身,她也不拂,由着那些米黄色的小花把她盖了一层又一层。那年他娘说该走了,隔日便真的走了。可那棵枣树却留了下来,一年比一年茂盛,像替他娘活着似的。
到了二月底,芽苞裂开了缝,嫩生生的绿芽从里面钻出来,怯怯的,像刚学步的孩子。再过几日,满树的枝条便都绿了。那绿是浅的、亮的,被春日的阳光一照,薄薄透透的,能看见叶片背面细密的脉络。薛强有一回从树下过,伸手托了一片新叶在掌心看,看了很久,忽然说:像娘当年绣的花样。
薛刚在廊下听见了,没接话,只把手里那把刀翻了个面,用拇指肚试了试刃口。那刀是薛丁山留下的,刀身上有一道浅浅的旧痕,是当年在祁连山下与番将交手时磕的。他爹把这刀传给他时,说过一句话:刀不必太利,利了容易折。要紧的是刃口上的劲,收得住,也放得出。
这话他琢磨了好些年,直到如今才算真正明白了几分。
清明前一日,薛刚备了祭品,带着薛勇、薛强和几个孙辈去祖坟扫墓。路上经过绛州城西门,见街边的柳树都绿了,长长的柳丝垂下来,在风里轻轻地拂着行人的肩。有卖青团的摊子支在墙根底下,蒸笼里的热气白腾腾地往上冒,甜丝丝的艾草香混着枣花的淡香——城门口那几棵枣树也开了,米黄色的花碎碎地攒在枝头,不显眼,却香得绵长。
今年的枣花比去年早。薛勇说。
薛刚嗯了一声,脚步没停。他走在队伍最前面,穿一身素色衣裳,腰里别着那把旧刀。刀鞘上的漆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的木纹,被他摸得油亮亮的。他走路的样子和他爹很像,背挺得直,步子稳,每一步都踏在实处,像在地上生根。
祖坟在东门外那片坡地上。上回樊梨花下葬时移来的两棵枣树已经活稳了,今年也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枝条伸向天空,在晨曦里透着一层毛茸茸的光。两口并排的碑立在那里,碑前的石台上还残留着去年秋天摆过的枣子,已经风干成了暗红色的小球,缩在供台的角落里。
薛刚带着众人先把周围的杂草拔了,又用袖子把碑面上的尘土擦了。他擦得很慢,从碑额到碑座,一寸一寸地擦过去,像在替碑石卸下一年的风霜。擦到樊梨花那块碑的时候,他的指腹在字那一撇上停了停——他认得这个撇,是他爹当年亲手写的,墨迹拓到石上,刻出来,筋骨硬朗,是练了几十年刀的人才有的笔意。
香烛点起来,青烟在春风里斜斜地飘,飘过左边那座碑,又飘过右边那座碑,在碑顶盘绕了一下,散进背后那道矮岭的绿影里去。薛刚跪在最前面,双膝落在新翻过的泥土上,湿软的土隔着衣料渗进来,凉凉的。
他磕了三个头。
起身的时候,他听见身后有窸窸窣窣的声响——是那几个小的在学着磕头,最小的那个才四岁,跪不稳当,磕下去的时候手撑在地上,掌心里沾了一手的泥。薛刚看了,想起自己四岁那年,他爹从边关回来,也是这样把他领到祖坟前教他磕头。那时候他还不懂事,磕完头就跑去追蝴蝶,他爹在后头喊他,他回头看他爹站在碑前笑,一身甲胄在日光里亮得晃眼。
爷爷、奶奶,薛刚跪在碑前,声音不高,但很稳,爹、娘,儿子带全家来看你们了。
风从坡地上方吹过来,枣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是在应他的话。
这一年,家里都还好。薛勇去年秋天带兵剿了一股山匪,皇上赏了匹好马,他牵回来拴在槽上,天天去喂草料,比喂孩子还上心。薛刚说着,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几个小的也长大了,老大今年能拉弓了,拉不满,但架势有了,爹你当年给我雕的那把小弓,我传给他了。
他顿了顿,伸手从供台上拈了一颗风干的枣子,捏在手里转了转。那枣子已经硬得像颗石子了,皮皱巴巴的,颜色发黑,但隐约还能看出当年的饱满。他把它放回去,拢了拢手指。
娘,后头那棵枣树今年又发了新芽,比去年还多。底下那把竹椅我修过了,换了根横撑,榫卯紧了紧,坐上去不晃了。只是椅面上有道缝,是木头自个儿裂的,我拿蜡封了,不碍事。
他说话的语气平常得很,像他娘当年在灵堂里交代后事时一样。薛勇在稍后面跪着,听着听着,偏过头去,拿袖子蹭了一下眼角。
薛刚说完这些,沉默了良久。碑前的香烧了一半,灰白的香灰一截一截地落下来,落在石台上,被风吹散了。远处的绛州城在晨光里轮廓清晰,城墙上的旗帜在风里翻飞着,隐约能听见卯时的号角声,苍苍莽莽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