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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十几日，薛刚隔两三天便来四方馆坐坐，有时带阿史那骨笃去洛阳的街市上转转，看铁匠铺子里叮叮当当地打农具，看饼铺里新出炉的胡饼冒着热气，看城郊的田垄上一群半大孩子在挖荠菜。阿史那骨笃看得很仔细，连饼铺老板娘擀面的手法都要停下来看一阵。有一回他指着田埂上一家祖孙三代说：“那个老人，那个年轻人，那个孩子——你们中原人三代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不分开。我们草原上的人，一辈子都在分开，小时候跟父母分开，长大了跟兄弟分开，老了跟子女分开。”

薛刚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田埂上那个老人正弯腰给孙子系鞋带，鞋带是红色的，在灰扑扑的田埂上格外醒目。他看了一会儿，说：“我们也不是一辈子不分开。但心里头装着同一个地方，走到哪儿都是在一起的。”

阿史那骨笃点点头，没再说下去。

第十日，天子的旨意下来了。准突厥和亲之请，永结盟好，赏赐绸缎、茶叶、铁器若干，并允诺互市于灵州、凉州两处。薛刚捧着旨意去四方馆宣读时，阿史那骨笃率随行二十余人跪在院中听宣。宣毕，阿史那骨笃起身来，双手接过旨意，转头用突厥语对身后随从说了几句，随从们齐声欢呼了一声。那声音不高，但厚实，像草原上的风从远处推过来，撞在四方馆的院墙上，又弹回来。

当晚薛刚设宴为阿史那骨笃饯行。宴席设在四方馆偏厅，菜色简单，不过几道清淡的时蔬和一碟酱肉，酒是洛阳本地的米酒，温在铜壶里，入口绵软。阿史那骨笃喝了两碗，脸上泛了红，举着碗对薛刚说：“我回去以后，要把在洛阳看到的一切都讲给可汗听——你们的田地、你们的铺子、你们的孩子和老人。我要告诉他，中原人不是来打仗的，他们是来过日子的。”

薛刚把自己的碗端起来，跟阿史那骨笃碰了碰，碗沿发出一声清亮的响。他说：“日子是要慢慢过的。就像种地，春种秋收，急不来。你们草原上的牧草，也是一年一年长起来的，对不对？”

阿史那骨笃仰头把碗里的酒喝尽了，放下碗，抹了抹嘴角，忽然正色道：“薛将军，我有一个请求。你能不能给我写一幅字？就写你方才说的那几个字。”

薛刚愣了一下：“哪几个字？”

“春种秋收。”阿史那骨笃说，“我想挂在帐子里头，每天醒来都看一眼。”

薛刚静了一瞬，点了点头。他叫人取了笔墨来，就在宴席的案上铺开一张宣纸，蘸饱了墨，悬腕写了四个字。笔锋沉稳，横平竖直，那个“收”字的最后一捺收得稳稳的，不急不缓，落下去正好在纸面正中。他想起父亲说过“这个‘义’字的最后一捺收得有些急了”——但此刻他写的不是“义”，是“收”。收是要慢慢来的，就像这一天一天的日子，就像这十几天里跟阿史那骨笃说的那些话，一句一句地搭起来，搭成一座桥。

阿史那骨笃接过那幅字，小心翼翼地吹干墨迹，卷好，用自己那条旧腰带捆了，搁在案头最里侧。他拍了拍那卷纸，对薛刚说：“等我回了草原，让可汗也看看。我们突厥人认好字，就像认好马一样，一眼就看得出来。”

薛刚笑了笑，给他添了酒。窗外夜风起了，吹得院中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地响。他侧耳听了一阵，想起老宅院里那棵枣树，想起满树的枣花白得像雪，一片一片落进王氏的衣襟里。

送走阿史那骨笃那日，洛阳落了今冬头一场薄霜。薛刚站在四方馆门口，看着突厥使团的车马沿着官道一路往北去了，尘土扬起来又被霜气压下去，渐渐远成一排模糊的影子。阿史那骨笃走前把刀鞘上那颗绿松石撬下来，塞进薛刚手里，说了一句“留着作个念想”，便翻身上了马，头也不回地走了。

薛刚把那颗绿松石攥在掌心里，站了许久。霜气凉飕飕地扑在脸上，他喝出一口白雾，转身往回走。经过御马监时他停了一步，看了一眼马厩里那十匹突厥良马——毛色油亮，正安安静静地嚼着草料，偶尔打一个响鼻，喷出白气来。

他沿着宫墙慢慢往凉州卫衙门走。路旁的槐树叶子落了大半，枝条疏疏朗朗地伸向天空，像一个伸手接东西的人。他忽然想起父亲信里写的那句“爹这辈子打了半辈子仗”，又想起母亲信里写的“学堂里二十三个孩子都来看了”。此刻他站在洛阳的宫墙下，手里握着一颗从塞外带来的绿松石，刚刚送走一个从草原深处来的使者，签了一份不必再打打杀杀的盟约。

他低头看了看摊开的手掌。那颗绿松石在掌心中央，霜天下泛着幽幽的、沉静的光。像一滴凝固的水，又像一粒被风吹了很久终于落定了的种子。

他合起手掌，把那颗石头攥紧了。

然后他松开手，把它放进怀里，贴着胸口的那层衣襟，继续往前走。前方是凉州卫衙门，衙门院子里有一棵新栽的槐树，那棵树的根从京城的院子里来，京城的槐树底下曾经落过无数的碎银子似的日光。

他推开衙门院门的时候，正撞见院中那棵小槐树的枝条上，竟然还挂着两片叶子。深秋了，别的叶子都落了，独独这两片还在，在薄霜里微微地颤着，像两只还不太会飞的小雀，停在枝头，等一个暖和的时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