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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以后，林远舟从温州飞到了上海。

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的时候，天刚下过一场雨，跑道上的积水反射着午后的阳光。林远舟走出航站楼，看到苏晚晴站在出口处等他——穿着一件白色衬衫和深蓝色西装裙，头发扎成低马尾，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夹。

他走过去，看着她：“你瘦了。”

“瘦了五斤。”苏晚晴说，“这边的改革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这一个月我基本住在公司。”

“值得吗？”

“一会儿你自己看。”

两个人上了车，司机是裕盛（上海）的老员工——原国企的司机班班长，姓刘，四十多岁，开车很稳。林远舟从前排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脸，发现这个人跟两年前第一次来上海合资公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那时候的刘师傅穿着皱巴巴的工装，眼神透着一种国企老员工常见的那种混日子的懈怠——嘴上说着“领导放心”，实际上根本没把你的事当真。现在的他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色制式衬衫，胸牌上印着“裕盛（上海）·物流部”的字样，开车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

“刘师傅，现在还好吧？”林远舟问。

“好着呢，林总。”刘师傅笑呵呵地说，“苏总把我们重新编了班，以前一个班八个人，现在四个人，工资反而比以前翻了一倍。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开车也是门手艺。”

苏晚晴在后座笑了一下，没说话。

车从虹桥往浦东方向开，穿过市中心的时候，林远舟透过车窗看到路边的店面——比起两年前，上海的外贸公司招牌多了不少。入世之后，整个城市都像是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到处都是装修中的写字楼和正在招募的广告牌。

“咱们公司在哪一栋？”他问。

“前面那条路拐进去，你就看到了。”

车拐进一条不算宽但干净整洁的街道，停在一栋六层楼前。楼面重新贴了米白色的瓷砖，正门口挂着一块深蓝色的牌子，上面写着“裕盛（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字是金色的，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一层低调的光。

林远舟下了车，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两年前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这栋楼是那种典型的九十年代国企办公楼——外墙是灰扑扑的水刷石，门头上挂着一块褪色的木牌，“×××进出口公司”，门卫室的老大爷在看报纸。整栋楼透着一股安静、缓慢、等待倒闭的气息。

现在，门卫室的大爷换成了一个年轻保安，穿着制服，站得笔直。进出的人都戴着统一的工牌，脚步很急，有种年轻公司在追赶什么的那种速度感。

“进去看看。”苏晚晴说。

一楼是样品展示厅。林远舟走进去，发现这里的布局已经彻底变了——原来那排灰铁皮货架换成了白色展示台，灯光是暖色的，样品按照品类分区摆放，每个区域都有一块透明亚克力牌子写着英文和中文的产品名称。墙角放着一台咖啡机，几个员工正围在旁边拿着杯子聊天，看到苏晚晴进来，齐齐喊了一声“苏总”。

苏晚晴点了点头，没有停下来，直接带林远舟上了二楼。

“二楼以前是仓库，我们现在改成了设计部。”她一边上楼一边介绍，“原来的设计师只做包装改版，现在我们有六个人，负责产品设计、品牌VI维护和客户定制方案。”

“人从哪里来的？”

“原来国企的老员工里，有一个叫张建国的，以前在美院上过夜校，有设计基础。我把他从跟单部调出来，又招了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学产品设计的，一个学平面的。”苏晚晴推开二楼的玻璃门，“你看。”

设计部里，几个年轻人正围在一张大桌子前，对着几张样品图讨论着什么。一个穿着浅蓝格子衬衫的中年男人——应该就是张建国——正拿着马克笔在白板上画草图。他画得很认真，旁边几个年轻人在提意见，气氛不像国企那种“领导说了算”的沉闷，更像一帮真正做事的人在碰撞想法。

张建国看到苏晚晴，放下笔走过来：“苏总，美国那边发来了一个新需求，沃尔玛希望我们设计一款可以旋转的多层储物架，样品下个月要。”

“能做吗？”

“我做了一个草图，你看看。”张建国带他们走到白板前，上面画着一个结构清晰的储物架，每一层都标了尺寸、承重、材料建议。旁边还贴着一张从外国杂志上撕下来的参考图。

林远舟看了一会儿，问：“这个结构，工厂能做得出来吗？”

“我打电话问了温州方总的工厂，他们说可以做，但要改模具。”张建国说，“我已经把图纸发给了他们的技术科，正在确认。”

苏晚晴看了林远舟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点骄傲——像是在说：“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能自己干这些了。”

林远舟没有表露出太多表情，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往楼上走。

三楼的办公区是业务部和跟单部，几十个工位坐满了人，电话声、键盘声、翻文件的沙沙声交织在一起。苏晚晴路过的时候，一个年轻业务员正对着电话用英语跟客户解释交货期的调整方案——流利的，带着一点上海口音的英语，但措辞专业、逻辑清晰。

林远舟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没有说话。

四楼是财务部和行政部。五楼是会议室和苏晚晴的办公室。六楼是小型的员工食堂和休息区。

林远舟走完六层楼，回到五楼苏晚晴的办公室，在那张不大的黑色沙发上坐下来。

“你把这栋楼翻了个底朝天。”他说。

“不是翻，是改。”苏晚晴给他倒了一杯水，坐在办公桌对面，“我刚来的时候，这栋楼里从上到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改革就是个口号，熬过这阵子就回到老样子。第一个月，我开三次全员大会，每次提一条新制度——考勤、提成、客户归属。每一次都有人当面跟我吵。”

“谁吵得最凶？”

“老周，就是原来那个业务二部的经理。他说他在这个公司干了十五年，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你的客户还要上系统备案’。他说这让他觉得被监控了，没有尊严。”

“后来呢？”

“后来我让他走了。”苏晚晴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不是开除，是劝退。我给他补了三个月工资，还给他在别的公司找了一个业务经理的职位。他走的那天，来我办公室说了一句话——‘苏总，我知道你想让这个公司活过来，但有些人就是不习惯站直了挣钱。’”

林远舟看着她，既没有说“你做得对”，也没有问“你心疼吗”。他知道苏晚晴不需要这些。

“你用了多久，把这些人带到现在这个状态？”

“一年半。”苏晚晴说，“第一个半年是最难的，老员工抵触，新员工还没上手，订单量上不去。我从原来那个国企的业务员里面，挑了五个人——不是挑能力最强的，是挑态度最正的。我带他们从头学裕盛的报价逻辑、客户跟进流程、信用证审核标准。他们学会了之后，再去带

“这五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三个当了部门主管，一个被我派去广州负责华南分公司的筹建，还有一个，”苏晚晴停顿了一下，笑了笑，“上周跟我说，想辞职去创业开外贸公司。”

林远舟也笑了：“你批准了？”

“批了。走之前我把裕盛的供应商名录给他了——不是全部，是长三角区域的那一部分。他在我们这边做了三年，知道什么品质是裕盛认的，什么价格是市场能接受的。他出去，不会丢裕盛的脸。”

林远舟靠在沙发上，看着苏晚晴——她坐在办公桌后面，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在她的影子边上投下一道长长的轮廓。他想起两年前他们第一次来上海谈合资时的情景。

那时候的苏晚晴虽然已经有了独立管理汕头总部日常运营的经验，但面对那家四十多年历史的国企和她以前的老同事、老领导，她还是有点紧张。她当时对他说：“我不确定能不能压得住这间公司的人。”

现在，她坐在这间重新装修过的办公室里，用语气告诉我：我不确定——不过不是“能不能”，而是“还得不能再好了”。

“公司现在多少人了？”林远舟问。

“一百三十七人。”苏晚晴打开笔记本电脑，“其中上海本地员工九十二人，裕盛派驻的二十人，今年新招的二十五人。原来的国企在职员工，留下来了七十八个，走了十四个。”

“走的都是什么人？”

“有两种。一种是打死也不愿意改的——我给了三个月缓冲期，他们自己走了。另一种是有能力但去意已决的——我帮他们介绍了下家，好聚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