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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监控室，我把手机里的照片导到电脑上放大看。那几个字的颜色确实像是红色油漆，但涂抹的方式很奇怪，不像是用刷子或手指写的，更像是直接挤出来的。我心里安慰自己，明天找装修队的人问问就知道了。
凌晨三点，我再次巡逻。这次我特意避开了十三楼，从一楼直接坐电梯到十二楼，然后走楼梯上了十四楼，继续往上巡逻。二十五楼的财务公司租了半层，我照例检查了一遍门窗，确认都锁好了。站在二十五楼的落地窗前，能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灯火通明，让人稍微安心了一些。
我正看着窗外发呆，口袋里的对讲机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电流噪音。我赶紧把音量调小，拍了拍对讲机，噪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断断续续的声音。我凑近了听，好像是有人在说话，又不太像说话，更像是喘气声，夹杂着细微的呜咽。
“谁？谁在用频道？”我对着对讲机喊了两声，没有回应。对讲机里的声音持续了大概十几秒，然后彻底安静了。我们用的对讲机是这个写字楼物业统一配的，总共就六台，白天保安用，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一台，其他人都在家里睡觉。按理说这个频道应该只有我一个人。
我把对讲机别回腰上，决定提前结束巡逻，回一楼待着。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电梯从六楼开始往上走。我等了大概一分钟，电梯到了二十五楼，门开了。我正准备进去，愣住了。
电梯里站着一个人。
那是一个穿着灰色工装的男人，背对着电梯门，面朝电梯后壁站着。他的工装上沾满了白色粉尘，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安全帽。我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不是装修工人吗？可他为什么凌晨三点还在楼里？又为什么背对着电梯门站着？
“喂，你是哪家公司的？”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
那个人没有回答，也没有转身。电梯门开始自动关闭，我伸手挡了一下，门又打开了。他还是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后脑勺对着我。
“你没事吧？需要帮忙吗？”我又问了一句，同时把手电对准了他。
就在手电光照到他后背的一瞬间，他的身体像是受到了什么冲击一样，猛地开始抽搐。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出的动作，他的手臂和腿同时朝反方向扭曲，脑袋以一种诡异的角度往后仰，安全帽掉了下来，露出一张苍白到几乎透明的脸。那张脸上的眼睛是闭着的，嘴巴却张得很大，像是在无声地尖叫。
我吓得转身就跑，冲向楼梯间，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下冲。跑到二十楼的时候我摔了一跤，膝盖磕在台阶上，疼得我龇牙咧嘴，可我根本顾不上疼，爬起来接着跑。身后传来了电梯门关闭的声音，然后是电梯运行的轰鸣声，似乎在下行。
我一口气跑到一楼，冲进监控室，反锁了门，然后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缓了好几分钟，我才站起来去看监控画面。十六块屏幕，我一块一块地看，一楼大厅空无一人，电梯停在六楼，十三楼走廊的灯已经灭了，二十五楼的一切正常。那个电梯里的人，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一夜没合眼，坐在监控室里熬到了天亮。第二天早上老周来接班的时候，看到我的脸色吓了一跳，问我怎么回事。我犹豫了一下，把昨晚的事大概跟他说了，没说那么详细，只说好像有人在楼里。老周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海生，我跟你说过，这楼里的事，别太当真。”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追问了几句。老周叹了口气，点了一根烟，跟我说了一件事。
三年前，也就是我来这栋楼上班之前大概半年，十三楼那家广告公司有一个设计师加班到很晚，凌晨两点多坐电梯下楼的时候，电梯出了故障，从十二楼急坠到六楼。等救援人员打开电梯门的时候，发现那个设计师已经死了。不是摔死的，是突发心梗，可能是坠落的过程中被活活吓死的。老周说那个设计师出事的时候才二十六岁，家里还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
这件事我从来不知道，物业公司也没有对任何新员工提过。老周说完就掐了烟，叮嘱我别到处乱说，然后就去换衣服了。
我站在一楼大厅里，抬头看着天花板，心里涌上来一阵说不清的寒意。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害怕的。最让我害怕的是另外一件事。
老周跟我说的那个设计师的名字，叫陈海生。
和我同名同姓。而我手机里存着的入职登记表上，姓名那一栏写的，也是陈海生。可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名字叫陈建民。
那天回到家，我翻出了自己的身份证。身份证上清清楚楚地印着三个字——陈海生。我又给在老家的母亲打电话，问她我到底叫什么名字。母亲在电话那头笑骂我是不是喝酒喝糊涂了，说你从出生就叫陈海生，还能叫什么？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愣了很久。我开始回想自己三十七年来的人生，关于名字的记忆模糊不清，好像从来就没有人叫过我陈建民，又好像大家都这么叫过我。那“陈建民”这三个字是从哪里来的？是我自己给自己编的名字吗？还是某种东西让我以为自己叫陈建民，好让我安心地在这栋楼里当一个夜班保安？
我始终想不通。那天之后我辞了职，再也没回过那栋楼。但每次路过城西的时候，我都会不自觉地往那栋二十六层的灰色建筑看上一眼。十三楼的窗户总是黑着的，像是从来没有人在那里待过。
而我到底是谁，到现在也没能完全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