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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我听到脚步声重新响起，往楼上走去。

往楼上——可是六楼就是顶楼，楼上只有天台。

脚步声一下一下，踩在通往天台的铁楼梯上，发出“哐、哐、哐”的声音。最后一声脚步响完之后，整栋楼彻底安静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地上蹲了多久，腿都麻了，才慢慢站起来。那天晚上我开着所有的灯，把客厅的沙发推到门后面抵住，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件事——我去敲了五楼的门。

我知道她前天晚上敲的是五楼。开门的是个中年男人，光着膀子，肩膀上搭着条毛巾，一脸不耐烦地问我干嘛。我编了个借口，说我是六楼的住户，楼上漏水了，想问问他们家的天花板有没有渗水。

他说没有，就要关门。我赶紧又问了一句：“大哥，前天晚上是不是有人敲你们家门？大概十点多的时候。”

他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表情有点微妙。他说：“你听到了？”

我说嗯。

他沉默了两秒，然后压低了声音跟我说：“我老婆去开的门。开门之后外面没人，走廊里空空的，声控灯都是灭的。”

“但是我老婆说，她开门的一瞬间，闻到一股味道。”

“什么味道？”

“烧纸的味道。就是那种烧纸钱的味道。”他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我又去敲了四楼的门。四楼住的是个年轻姑娘，听我说完来意之后，脸色一下子就白了。她说昨晚十点多确实有人敲门，她以为是外卖，就直接开了——然后门口什么都没有。但她放在门口鞋架上的那双红色高跟鞋，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挪到了楼梯口，两只鞋整整齐齐地摆着，鞋尖朝着天台的方向。

三楼住户不在家。二楼的大妈听了我的描述之后，神神秘秘地跟我说：“你不知道啊？你住进来之前，你们六楼死过人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大妈说，大概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六楼住着一个女人，四十来岁，离异，一个人住。有一天晚上，她不知道什么原因，穿着睡衣上了天台，从天台上跳了下去。人落在二楼的平台上，当场就没了。后来是她单位同事联系不上她，报了警，才发现的。人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她生前对人挺好的，”大妈叹了口气说，“就是有个毛病，喜欢串门。每天晚上吃完饭没事干，就挨家挨户敲门找人聊天。我们这栋楼的人都被她敲过门。她敲门有个习惯，每次敲三下，不多不少。”

我后背一阵一阵地发麻。我问大妈，那个女人是从哪里跳的。大妈说，就是从六楼天台上跳的。我又问，她生前住在哪一户。

大妈想了想，说：“就是后来你租的那间。”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六楼的。坐在房间里，我环顾四周，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墙角的水渍像某种图案，窗户的缝隙里灌进来的风声像叹息，那扇紧锁着的次卧门，突然让我产生了巨大的不安。

我之前一直以为次卧里堆的是房东的杂物。但现在我开始怀疑了。我把耳朵贴在次卧的门上听，什么都听不到。我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锁着的，纹丝不动。

我打电话给房东老马，开门见山地问他：“马叔，这房子以前是不是死过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老马说：“你都知道了？”

我说我知道了。老马叹了口气，说那个女人确实是他之前的租客，人挺好的，按时交租，把屋子收拾得也干净。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出事了。出了事之后，房子空了大半年没人租，他把女人的东西都搬进了次卧，把门锁了，想着过段时间再处理。

“她没有家人，”老马说，“那些东西我也不知道该送到哪里去。”

挂了电话，我站在那扇暗红色的木门前，忽然听到门后面传来一声极轻微的响动。

像是一件叠好的衣服，从高处滑落下来的声音。

我退后两步，看着那扇门。门把手上的灰尘，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几个清晰的指印。

我当天就搬走了。走的时候是下午三点，阳光正好，我拎着行李箱经过五楼、四楼、三楼、二楼，每一层的楼道都安安静静的，邻居们都关着门，只有我的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梯间里回响。

经过二楼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眼二楼通往平台的那个窗户。窗户外面就是平台的水泥地面，阳光照在上面白花花的。窗户的角落里放着一个小搪瓷盆，盆里有一堆烧过的纸灰，看起来是最近烧的。

不知道是谁烧的。也不知道是烧给谁的。

后来我在城东重新找了房子，安顿下来之后，有一回跟新同事喝酒，聊到租房的事。我说我之前在城北一个老小区住过，住了不到半个月就搬了。同事问我为什么，我没细说，就说房子不干净。

同事喝了一口酒，随口问了一句：“那个小区叫什么名字？”

我说了名字。

同事端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他说：“那个小区我知道，去年有个女的跳楼了。跳下来的时候砸穿了二楼平台的遮雨棚，整个人摔得不成样子。”

“后来警察去她房间里看，发现她桌子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反反复复写着一句话。”

“什么话？”

“‘没有人给我开门。’”

我端着杯子的手一抖，啤酒洒了半杯。同事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杯子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