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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去年十一月初，我刚接了一单从城南到城北的长途订单，送一个喝得烂醉的中年男人回家。他上车报了个地址就昏睡过去了，呼噜打得比发动机还响。我用他的手机导航，一看目的地，心里就咯噔了一下——那个地方在城市最北边的城乡结合部，本地人都管那一片叫“老变压器厂家属区”，是一大片九十年代建的红砖楼，现在大部分都拆迁了，只剩零星几栋还有人住。
但单子已经接了，人也已经在车上了，总不能半路把人家撂下。我硬着头皮发动了车，一路往北开。
越往北走路上的车越少，路灯也越稀疏。开到北三环以外的时候，路两边基本上就没什么光了，偶尔闪过一两栋黑着灯的烂尾楼，在夜色里影影绰绰的，看着像站着的巨人。那个中年男人的手机信号开始断断续续，导航的语音播报一会儿响一会儿不响，最后干脆沉默了。我低头看了一眼屏幕，导航的箭头还在动，但地图上的路名已经变成了一片空白，只剩下一条灰色的线条通往一个没有任何标注的区域。
我心里有点发毛，想把那个男人叫醒问路，但叫了好几声他都没反应，睡得跟死猪一样。没办法，我只能继续往前开。
又开了大概十分钟，路边终于出现了一个公交站台。
那个公交站台很旧，铁皮顶棚锈得不成样子，广告牌里的海报早就褪色风化了，只剩下一角还粘在玻璃上，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站台上站着一个人。
一个老太太。
车灯扫过去的时候，我看得很清楚。她穿着一身深色的棉袄，头上裹着一条灰扑扑的围巾，背微微有些驼，手里拎着一个老式的竹编篮子，篮子上盖着一块蓝布，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她站在站台下，面朝着马路，一动不动，就像一尊雕塑。
当时已经是凌晨十二点半了。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一个老太太孤零零地站在荒郊野外的公交站台上等车——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诡异的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踩油门赶紧过去，但就在车子快要经过站台的时候，我看到她慢慢地抬起头，朝我这边看了过来。车灯照亮了她的脸。那是一张很普通的老人面孔，布满皱纹，皮肤松弛，嘴唇干瘪，但她的眼睛让我整个人都打了个寒颤。那双眼睛在车灯的照射下，瞳孔收缩成了两个针尖大的黑点，其余部分全是浑浊的灰白色，像是蒙了一层厚厚的翳。
她盯着我看，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笑，但那个笑容比哭还让人难受。
我一脚油门冲了过去，车子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了一下，后备箱里传来一声闷响。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站台上空荡荡的，什么人都没有。老太太消失了。
就在我愣神的功夫，那个一直昏睡的中年男人突然直挺挺地从副驾驶座上坐了起来，动作之快之僵硬，完全不像一个喝醉了的人。他睁着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嘴唇翕动，用一种和他本人完全不同的、干涩沙哑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到了。”
车停在一栋黑着灯的红砖楼前。我把那个男人摇醒——这回他终于醒了，迷迷糊糊地看了看四周，打了个酒嗝，付了钱就摇摇晃晃地上楼了。我站在原地四下打量了一圈，这栋楼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已经拆平的废墟中间，周围的碎砖烂瓦堆成了小山，杂草长得有半人高。我实在想不通怎么会有人还住在这种地方。
但更让我在意的是，这栋楼的斜对面，隔着一条马路，就是那个公交站台。
铁皮顶棚，斑驳的广告牌，被风吹得哗啦响的海报残片——和我路上看到的那个一模一样。不同的是，现在站台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当时安慰自己，可能是看花了眼，可能是车灯反光造成的错觉，可能是那个老太太刚好走到站台后面去了。我在脑子里给自己找了十几个合理的解释，但每一个都没能说服我自己。
回程的路上，我开着空车在一条连路灯都没有的破路上行驶，两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拆迁废墟。夜风从半开的车窗灌进来，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味，不像是臭味，更像是一种陈旧的、腐朽的、潮乎乎的腥甜气息，让人联想到老式居民楼里常年不开窗的走廊。
开到半路，我的车灯又扫到了一个人。
这回不是在站台上，而是在路中间。
我猛踩刹车，轮胎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车子在离那个人不到五米的地方停住了。我双手死死抓着方向盘，心跳快得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站在路中间的是一个男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一个老式的铝制饭盒。他的脸色白得吓人，几乎没有一丝血色，嘴唇发紫，眼睛头，像一棵被钉在地上的枯树。
我按了一下喇叭，没反应。又按了一下，还是没反应。我摇下车窗，探出半个头喊了一声：“师傅，让一下！”
他慢慢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球上布满了红血丝，瞳孔散得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虹膜。他张嘴说了一句话。我隔着玻璃听不太清，但看口型，他说的是四个字：带我一程。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凌晨一点，在荒无人烟的拆迁区，一个穿工装的男人站在路中间让我带他一程——这画面怎么看都不像是阳间的事。我挂了倒挡，方向盘往右一打，从他旁边绕了过去。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忍不住看了一眼后视镜。
他转过身，目送着我的车离开。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种空白的、木然的神情，比任何狰狞的表情都让人害怕。
我开了大概五分钟，又一个公交站台出现在路边。和之前那个一样，铁皮顶棚，斑驳的广告牌，风吹得海报残片哗啦响。
但这次站台上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