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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每年秋天的晚上，有人经过北地的时候，偶尔会在芦苇丛里看到一个人影。高高的，瘦瘦的，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背着手站在地头上，像是在看庄稼。但你再仔细看的时候，它就没了。老人们说，那是葛看青，他死了以后还在“看青”，等合同到期。但他的合同是签到腊月的，所以他永远等不到合同到期的那一天，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在地里转。

说完这些，奶奶喝了一口粥，轻描淡写地说：“所以让你二叔别瞎说话，地里的事情，你不信归不信，嘴上得有把门的。”

我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背影，穿的就是深蓝色的中山装。我把这件事吞进了肚子里，没敢说。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我渐渐觉得可能真的是自己看花了眼。直到第五天晚上，我二叔出了事。

那天又轮到我爸值夜班，二叔本来在家歇着。大概凌晨一点多，二婶突然跑到我家来砸门，说二叔不见了。她说二叔起来上厕所，去了半天没回来，她出去找，厕所里没人，大门开着，院子里扔着二叔的一只拖鞋。

我爸和我妈赶紧起来找人，把左邻右舍都叫醒了，十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在村里挨家挨户找。找到后半夜，有人在北地边上的灌溉渠里找到了二叔。他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脸朝下，像当初那些少年一样。好在水不深，他没有淹死，但整个人已经失去意识了，后脑勺上肿了一个拳头大的包，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二叔抬回家里，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姜汤，折腾了大半夜，二叔才慢慢睁开了眼睛。他醒过来以后说的第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他说：“那个人为什么一直看着我？”

二叔缓过来之后讲了他那晚的经历。他说他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听到大门外面有人在走动，脚步声很慢，一步一步踩得特别清楚，像是故意走给他听的。他以为是谁家也起来上厕所，就没在意。但那个脚步声到了他家门口就停了，停了好几分钟都没有动静。他好奇地打开大门往外看，门口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巷子里只有风吹过的声音。

他正要关门，眼角余光瞥到巷子尽头站着一个东西。那东西很高，比正常人高出一头，瘦得不成比例，站在墙角的阴影里看不清样子，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二叔当时以为是村里谁喝多了站那吹风，就喊了一声：“谁啊？”

那个东西没回答，但往前走了一步。月光照在它身上，二叔看清了——那是一个穿着一件深蓝色中山装的人，衣服的颜色在月光下显得发黑，像是被什么东西浸透了。它低着头，下巴抵在胸口上，看不清脸，两只手背在身后，站得笔直。

二叔后来说，他当时不是不想跑，而是动不了。他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浑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那个东西一步一步地朝他走过来，走路的姿势特别奇怪，膝盖不打弯，像是踩在什么东西上被推着往前滑。它走到离二叔大概三步远的地方停住了，然后慢慢地把头抬了起来。

二叔看清了它的脸。那脸不是活人的脸，皮肤是灰白色的，紧紧地贴在头骨上，眼眶是两个深不见底的黑窟窿。但最让二叔崩溃的是，那个东西没有后脑勺。它的脑袋后面是一个窟窿，从前到后贯穿的窟窿，二叔能透过那个窟窿看到它身后的墙。那个洞的边缘参差不齐，像是被钝器反复砸出来的，黑红色的血块和碎骨茬子糊在洞口周围。

二叔说那个东西看着他，突然把背在身后的手伸了出来。它手里攥着一块石头，石头有拳头那么大，上面沾满了暗黑色的东西。它把石头高高举起来，朝二叔的后脑勺砸了下去。二叔只听到一声闷响，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二叔命大，没死。他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才能下地，后脑勺的肿块消是消了，但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凹陷。从那以后他整个人都变了，不再大大咧咧，话也少了，晚上从来不出门。每年秋天他都会在北地的地头上烧一沓黄纸，放一挂鞭炮，嘴里念念有词。没人知道他在念什么，他也不说。

我后来去城里上学，一年回不了几次老家。今年中秋回去的时候，发现北地那片玉米地已经没了，被征了盖厂房，挖掘机把地皮翻了个底朝天。工人施工的时候从灌溉渠边上挖出来一堆人骨头，警方来鉴定，说年代太久远了，初步判断是解放前的遗骸，没什么调查价值，收走了就完事了。

但我二叔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跑到工地边上站了很久，看着那堆被挖开的黄土，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害怕还是别的什么。我站在他旁边，听到他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什么东西说话。

“合同到期了吧？”

没有人回答他。风吹过芦苇丛，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叹气，又像是在笑。我扶着二叔往回走的时候，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工地，挖掘机的铲斗在夕阳下泛着冷光，那堆被挖开的黄土旁边，几根芦苇歪歪斜斜地插在泥里，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其中一根芦苇的影子，看起来不太像芦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