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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墙外面的唢呐声越来越大，好像那队人已经走到了院门口。但诡异的是，没有脚步声，没有说话声，只有唢呐的声音，单单一支唢呐在吹，没有锣鼓配，没有铙钹和。我爸和我舅站起来走出院子，想看看是谁家在办丧事。土路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唢呐声在那一刻戛然而止，四周恢复了安静，安静得不正常，连村子里的狗都不叫了。我爸在院门口站了几秒钟，忽然低头看了看地面，然后他蹲了下去。

院门口的土路上，撒着一层白花花的东西。他用手电筒照了照，是米。生大米，从院门口一直往东撒，撒成了一条细细的白线，延伸到土路的尽头，消失在黑暗中。他又仔细看了看那些米的排列方式，发现它们不是随便撒的，而是一小撮一小撮地摆在地上，每一撮的距离都差不多，像是有人一步一弯腰，边走边放。那种放法我爸见过——出殡的时候，孝子贤孙走在棺材前面，边走边撒“引路钱”，也就是纸钱。但引路钱是纸，不是米，米是用来喂鬼的。撒米引路，引的不是活人，是死人。

我爸回到屋里把看到的情况跟我外公低声说了，外公的脸色也沉了下去。几个大人交换了一个眼神，外婆悄悄把桌上的筷子全收了起来，换了一把新的。按老规矩，回门饭的筷子不能让新姑爷沾地，沾了地就是把福气掉在了地上，不吉利。她换完筷子以后又去厨房舀了一碗清水放在门槛后面，水里泡了三片桃树叶。做完这些，她才招呼大家继续吃饭。

但饭已经吃不下去了。小姨从院子里回来以后就没再动过筷子，坐在那里像个木头人。我偷偷看她的时候，发现她一直在用右手掐自己的左手虎口，掐得那块皮肤都发白了。吃完饭后新郎要敬茶改口，他端着茶碗跪在外婆面前，正要开口叫“妈”的时候，小姨忽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她是整个人直直地倒下去的，后脑勺磕在青砖地上，发出一声闷响。她嘴里吐出了白沫，眼睛翻了上去，只露出眼白，身体开始剧烈抽搐。

一屋子的人全慌了。外婆扑上去掐她的人中，外公喊人去发动三轮车准备送医院。我妈手忙脚乱地拿毛巾塞进小姨嘴里怕她咬到舌头。我缩在墙角看着这一切，浑身发抖。就在大家手忙脚乱的时候，小姨突然停止了抽搐。她的身体软了下来，眼睛慢慢睁开，但眼珠还是往上翻着，只露出眼白。她张了张嘴，发出了一个声音。

那不是小姨的声音，而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沙哑、苍老、带着一口浓重的本地口音，那种口音比我外婆的口音还要老派得多。那声音从小姨的喉咙里挤出来，像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她对新郎说了一句话：“你妈在

堂屋里一片死寂。新郎的脸变得比墙皮还白，他端在手里的茶碗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茶水溅了一地。外婆当场腿就软了，被我妈扶着才没倒下去。那个声音继续说，一句接一句，全是那种最老的本地口音，有些词连我外婆都听不懂。

后来是我外公反应最快，他冲到院子里抓了一只公鸡，一刀剁了鸡头，把鸡血洒在大门口。他又把过年剩的鞭炮拿出来，在堂屋门口放了一挂。鞭炮炸完之后，那个声音停了。小姨的眼睛慢慢恢复了正常，她像是刚睡醒一样茫然地看着四周，问我们怎么了。她不记得自己说过任何话，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倒在地上的。

回门饭就这样散了。小姨当晚没有回婆家，留在了娘家。外婆把家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堂屋、卧室、厨房、走廊，连院门口的灯泡都亮了一整夜。我妈陪小姨在里屋睡，外公在堂屋里抽了一夜的烟。

第二天一早，我跟着大人去了小姨的婆家。外婆开门见山地问徐家婆婆，你家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徐家婆婆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我们带到了后院。

后院最里面有一间土坯搭的小屋，很矮很旧，跟前面那栋二层红砖楼完全不像一个年代的房子。徐家婆婆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黑洞洞的，一股霉味和香灰味混在一起冲出来。她拉着了一根灯绳，昏黄的灯泡亮起来，照亮了屋里的景象。那是一间供着牌位的房间，正中间的条案上摆着三个黑色的灵位，灵位前放着香炉、供果，还有一碗饭。白米饭，上面插着三根筷子，跟洞房门口出现的那碗一模一样。

徐家婆婆叹了口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新郎的亲生母亲在他三岁那年就死了，死于难产，一尸两命，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保住。他爹后来续弦娶了现在的徐家婆婆，把前面的事能瞒的都瞒了，牌位也锁进了后院的小屋里，过年过节悄悄祭拜，怕孩子知道了心里不舒服。新郎本人直到结婚那天都不知道自己的亲妈早就没了，他以为现在的徐家婆婆就是自己的亲妈。

外婆听完以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问了一句话：“那绣花鞋是谁的？”

徐家婆婆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她从没见过那双鞋。外婆又问了一句：“那唢呐是谁吹的？”还是摇头。倒头饭可以解释——也许是新郎亲妈的怨气作祟，亲妈看到儿子结婚，自己在释，因为新郎的亲妈生前不会绣花，也不会吹唢呐。

后来小姨辞了镇上服装厂的工作，跟着新郎去了深圳打工。他们走得很快，几乎是从村里“逃”走的。出发前一天，外婆去了一趟徐家，把那双绣花鞋带走了。她没告诉我怎么处理那双鞋，只说了一句“有些东西不该留在活人屋里”。小姨他们在深圳待了好几年，生了个儿子，日子渐渐太平了下来。二零一三年他们在深圳买了房子，把家彻底安在了南方。除了逢年过节打个电话，小姨几乎不回村子。

她走后的第二年秋天，外婆在收拾老屋厢房的时候，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了一个老式的木匣子。木匣子没有锁，但盖得很紧，打开以后里面是一块红绸布，包着那双绣花鞋。外婆说她明明记得自己把那双鞋扔进了村后的水塘里，亲眼看着它沉下去的，不知道怎么又出现在了自家柜子里。

她把鞋连木匣子一起抱到后山上烧了。浇了半瓶煤油，点了一根火柴扔进去，火苗呼地蹿起来，烧得特别旺。烧到最后，火堆里忽然爆出一声闷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炸开了，火花溅了一地。外婆用棍子拨开灰烬，看到鞋底里缝着一样东西。那是一小缕头发，花白的，银灰色的，上面缠着一段褪了色的红线。那缕头发的长度、颜色，都不可能是新郎亲妈的——新郎亲妈死的时候才二十多岁，头发是黑的。

那鞋是谁的，唢呐是谁吹的，头发是谁缝进鞋底的，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但外婆后来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她说，那碗回门饭本来不是给小姨吃的，是给那个跟着她进门的东西吃的。小姨跨进徐家门的那天晚上，敲门声响了第一次，那东西就跟在她身后进了门。回门那天，它也跟着回来了。唢呐是为它吹的，白米是为它撒的，它来吃那碗回门饭。但因为那碗饭被小姨吃了，它没吃到，就生气了。

我问外婆，那它现在还跟着小姨吗。外婆没有回答，她看着窗外那条通向村口的土路，沉默了很久，然后起身去关上了堂屋的门。那是一扇老式的木门，门闩是一根粗铁棍，平时从来不闩，那天外婆把门闩插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