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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又递给我那碗红烧肉，让我吃一块。肉看起来是正常的红烧肉，酱油色，肥瘦相间，上面还结着一层亮晶晶的油冻。我夹了一块塞进嘴里，咬下去的时候觉得不对劲——那块肉是硬的，不是煮得不够烂的那种硬，而是像一块石头一样硬邦邦的，牙齿完全咬不动。我用舌头把它翻了个面，舌面扫过肉皮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了有东西在上面。不是猪皮该有的触感，而是一道一道的纹路，像是皱纹——密密麻麻的，又细又深。
我哇地一口把肉吐了出来。那块肉落在石台上弹了一下，然后滚到了香炉旁边。所有人都看到了——那块肉上印着一个唇印。不是我的唇印，那个唇印比我整个嘴都小，上下两瓣薄薄的，口红印一样的暗红色，清晰地烙在肉皮的表面，像是在我吃之前已经有人咬过一口了。
现场死一般的寂静。抬棺材的八个人面面相觑，有人的手已经开始发抖了。先生脸上的表情也变了，他念经的声音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念，但声音明显没有之前稳了。他让小娟去敬酒，小娟端着酒杯跪在石台前面，把酒洒在地上。酒渗进石板缝里，冒出了细密的白沫，还发出了一种轻微的嗞嗞声，像是烧红的铁扔进了水里。
先生又让小娟敬茶，小娟端着茶碗往地上倒茶水，茶水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怪事发生了——茶水没有渗进地里，而是顺着石板的纹路往棺材的方向流了过去。水往低处流，棺材停在路边，地势比石台低，按理说茶水往那边流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茶水在石板上流过的地方，留下了一道清晰的痕迹——那道痕迹不是水痕，而是黑色的，像是烧焦了似的，笔直地指向棺材，没有分流，没有拐弯，像是有人用手指在石板上画了一条线。
先生脸色彻底变了。他加快速度念完了最后一段经，让我奶奶把所有供品都倒进火堆里烧掉，然后喊了一声“起棺”。抬棺材的人慌慌张张地把棺材扛上肩，队伍重新出发。我奶奶一把拽住我的手就往山下走，走得特别快，我几乎是被她拖着在跑。她的手心里全是汗，又凉又湿，攥得我手腕生疼。
走到半路，我实在忍不住了，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老樟树。树下的石台上，香烛还在烧，火堆里的纸灰还在飘。石台旁边，站着一个人。
天已经微微亮了，那个人的轮廓在晨光中看得很清楚——中等个头，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工装外套，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安全帽。他站在石台旁边，低着头，安全帽的帽檐遮住了他的脸，看不清五官。他一只手撑在石台上，另一只手垂在身体侧面，垂得很不自然，像是脱臼了一样。他就那样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立在路边的人形雕塑。
那是赵德昌。那件灰扑扑的工装外套，村里有人见过，说赵德昌就是穿着那身衣服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而那顶红色的安全帽——发现赵德昌的时候，安全帽滚在一边，他的头是光着的。
我奶奶发现我回头了，猛地把我脑袋掰回来，在我耳边吼了一声：“别看！”声音压得很低，但语气比任何时候都严厉，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扯着我一路跑下了山，进了家门就把大门闩上，又在门口烧了一堆纸钱。然后她打了一盆清水，往里面撒了一把糯米和三片桃树叶，用那块浸了桃叶水和糯米的水抹布从头到脚给我擦了一遍，一边擦一边念着什么东西。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烧得厉害，体温计打到头了，我妈说我烧到四十度，脸都烧成紫红色的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打退烧针，退不下去，打了三针都没用，体温只降了半度又弹回去了。烧到第三天我开始说胡话，眼睛翻白，嘴里嘟嘟囔囔地重复着同一句话。事后我奶奶告诉我，那句话是：“三伯说他在
那三天的事我完全不记得了。据我妈说，我奶奶请了隔壁寨子一个更厉害的“先生”来做法事。先生看了我一眼就说，这孩子吃了路祭的供品，但供品已经被人先吃过了，他吃的是“二道饭”——活人吃供品替亡人消灾，死人先吃了供品，活人再吃，就等于是跟死人同席。同桌吃饭就是同路人，那东西以为我要跟他一起走，已经在我身上做了记号。先生在我家堂屋里做了一场大法事，杀了一只黑公鸡，用鸡血在我胸口画了一道符，又在我枕头底下塞了七枚铜钱和一把剪刀。折腾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亮的时候，我的烧终于退了。
烧退以后我醒过来，看到我奶奶坐在我床边，眼睛红肿，头发一下子白了大半。她看到我睁眼了，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她把手伸进我枕头
那是一块红烧肉。
已经腐烂发黑了，散发着一股恶臭，上面爬满了白色的小蛆。肉皮的表面，有一个清晰的唇印，小小的，上下两瓣薄薄的，是暗红色的。
“那个东西跟你回家了，”我奶奶把肉扔进火盆里，浇上煤油烧了，看着跳动的火苗说，“它在你的枕头底下睡了三天。它不是要你的命，它就是饿了，想找个人管它饭。”
我后来才知道，赵德昌在工地上出事的同一天晚上，他七十多岁的老娘做了一个梦。她梦见儿子站在家门口，浑身湿漉漉的，头上戴着安全帽，手里端着一个空碗。他对他老娘说了一句话：“妈，我好饿，工地上的饭吃不饱。”
这话听着像是一个普通的、可怜的游子对家的思念。但仔细想想，他为什么说吃不饱？他在？那块肉上那个小小的唇印又是谁的？吃第一口供品的，究竟是不是赵德昌本人？
这些问题我永远也得不到答案了。赵德昌的遗孀后来带着女儿改嫁到了外县，逢年过节也见不着了。他老娘在儿子死后第三年也走了，是冬天冻死在自家堂屋里的，发现的时候身体已经硬了，跪在赵德昌的牌位前面，保持着磕头的姿势。
我每年清明回石板寨上坟的时候，路过那棵老樟树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石台还在，上面的青苔越积越厚了。有一年我看到石台上面不知道被谁放了一碗白米饭，饭上插着三根筷子，筷子是竖着插进去的。碗旁边还有一个倒了的酒杯，杯底剩了一点暗红色的液体，不知道是酒还是别的什么。
我没敢靠近去看。但我走下山的时候，眼角余光扫到了一个东西——樟树后面站着一个人，灰扑扑的工装外套，红色的安全帽，低着头，帽檐遮住了整张脸。他一只手撑在树干上，另一只手垂在身体侧面，垂得很不自然，像是脱臼了。
我转过头想仔细看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樟树根筷子的白米饭，还在冒着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