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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没等我回答，就念出了日记本上的那句话。它念得很慢，一字一顿，像是一个刚学认字的小孩在指着课本念。念完之后它笑了，那只搭在我腰上的手收紧了，指甲掐进了我的皮肤里，凉意顺着血管往上蔓延，一直凉到了心口。

“‘我想让她消失’——谁是‘她’？”它凑到我耳朵边上，声音细得像一根线，“念念，你说清楚，谁是‘她’？”

我闭上眼睛没有回答。它等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很轻，像是什么东西在黑暗中裂开了一条缝。它说：“没关系的念念，我知道。你写错了一个字——应该是让‘他’消失，不是‘她’。‘他’是周凯，‘她’是谁？”

我的手在黑暗中攥紧了被子。它又问了一遍，声音还是那么轻那么细，但这次多了一种我从来没在它身上感觉到过的东西——兴奋。它兴奋了。

“‘她’是我对不对？念念想让我消失，对不对？”

它笑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从细细的变成尖尖的，然后突然停了。停下来的那一刻，整个房间安静得像一座坟墓。然后它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让我后半夜一直睁着眼睛到天亮。它说：“你从三岁就开始给我留位置了，现在想让我走？晚了。”

我十八岁那年离开上里镇去成都上大学，以为终于可以甩掉它了。上了火车我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看月台，我妈在后面挥手，它站在我妈旁边，也朝我挥手。它穿着我的旧校服，梳着我已经不梳的马尾辫，嘴角歪向左边，笑着对我做了一个口型：等你回来。

到了成都的第一个月，它确实没有出现。我住六人间宿舍，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聊天吃零食，热热闹闹的，我渐渐觉得也许它真的留在上里了。直到有一天晚上，舍友们出去聚餐，我一个人在宿舍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淋浴间的灯闪了一下灭了，浴室陷入了黑暗。水流还在哗哗地响，我在黑暗中摸到了水龙头把它关掉。水声停的那一刹那，我听到了呼吸声。不是我的呼吸声，是在我身后，不到一步的距离，有人在呼气吸气。那个呼吸的节奏跟我的完全一样，像是在照镜子。

我没有回头。我知道是谁。在黑暗中站了很久，直到灯重新亮起来。我慢慢地转过身，淋浴间的磨砂玻璃门上，被水汽糊满的表面，有人用手指写了一个字。

那个字是反着写的，左右颠倒，每一笔每一画都像是镜子里的倒影。那一个字是——“想”。想什么？它没写，也许是没想好，也许是故意的。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密闭空间里关过灯。洗澡开着灯，睡觉开着灯，连上公共厕所都要先确认灯是亮的。舍友们觉得我有毛病，我也没有解释。直到大二那年，我妈打电话来，说外婆病了，让我回去一趟。我在上里镇人民医院的病房里见到了外婆，老人家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精神还行，拉着我的手说了好一会儿话。临走的时候外婆突然拽住我的袖子，用一种完全不像病人的力气把我拉到她跟前。她盯着我身后看了很久，然后用只有我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让我当场腿软的话：“念念，你身后那个女娃是谁？跟了你多少年了？”

我猛地回头。身后是病房的白墙，什么都没有。外婆叹了口气，松开我的袖子，闭上眼睛说了一句：“孽缘。你怎么不早说。”

回到成都以后我开始失眠。每天晚上闭眼就会梦到它，不，不是梦到，是看到。它就在那里，永远在那里。它蹲在墙角，或者躺在我的旁边，或者站在浴室里，或者贴着玻璃窗往里看。它不再学我了，它有了自己的动作——它会抚摸我的头发，我的脸颊，我的嘴唇。它的手指越来越实体化，越来越有力，不再只是一团凉丝丝的触感，而是真真切切的、有重量有温度的手指。

今天早上，我起床去刷牙，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它。它站在我身后，穿着一件我没有见过的衣服——一件红色的毛衣，上面绣着一只小兔子。那只兔子是歪的，眼睛绣在了耳朵上，嘴巴绣在了下巴上，整只兔子都是反的。我盯着镜子里它的倒影，它盯着我。然后它笑了。它的嘴角歪向左边，但这次不是跟我学的——是我在歪向右边。我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它不是在模仿我，是我在模仿它。

从三岁起，我们就共享同一张脸。我分不清哪个表情是我的，哪个表情是它的。我以为它在学我，也许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学它。我把牙刷放在洗漱台上，对着镜子说了一句话。镜子里的我也说了一句同样的话，嘴型完全吻合，分毫不差。但我知道，说话的不是我。是它。

“你到底想要什么？”我问它。

它从镜子里伸出了手。那是一只真实的、有温度的手，手指修长，骨节分明，跟我的手一模一样，只是方向是反的——右手变成了左手，拇指变成了小指。那只手穿过了镜面，像穿过一层水膜一样，镜子表面泛起了一圈涟漪。然后它碰到了我的脸。不再是凉凉的、滑滑的触感了，而是温热的，跟我自己的体温一模一样。

它用我的声音说了一句话，那张脸上挂着我们共同的、歪向同一侧嘴角的笑容。

“我想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