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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的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次近了很多,像是已经从寨头走到了人群边上。“小槿——你在哪——过来——”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停在了离我大概四五步远的地方。黑暗中我看不到说话的人,只能听到它的呼吸声。那呼吸声很重很重,像是一个跑了很远的路的人在大口大口地喘气,但喘气的节奏不对——它是吸三下,停很久,再呼一下,像一个忘了怎么呼吸的人在重新学。
然后它走了。我听到脚步声沿着石板路往寨尾的方向去了,踩在石板上的声音跟太公走路的节奏一模一样——太公年纪大了,走路慢,步伐沉。但这个脚步声里多了一个细节:每走一步,都伴随着一声金属摩擦的声音,很轻很细,像是铁链子在石板路上拖过去。
等那个声音彻底消失以后,火把忽然又亮了。不是一盏一盏地亮,而是所有火把同时亮了,像是有人按了一个开关。人群重新喧闹起来,但所有人都没了看龙灯的心情,纷纷往家走。我妈拉着我几乎是跑着回了家,闩上大门,又把门闩上压了一把椅子。她靠在门上,大口大口地喘气,额头上全是冷汗。
我问我妈,刚才那个是不是太公。我妈没有说话,她的眼神躲闪了一下。就在这时,堂屋里传来了一个声音——太公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的。“小槿,过来。”我妈的脸一下子就白了。因为太公的声音从里屋传来,但太公本人——在我们到家之前,一直在里屋,从来没有出去过。
我妈推开里屋的门,太公坐在他的藤椅上,手里拿着旱烟杆,面前的炭火烧得正旺。他看了我妈一眼,表情平静得像一面镜子,说了一句让我们母女俩当场腿软的话。
“你们回来了。刚才我也听到了——它在用我的声音。它在找小槿。”
我妈问太公,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太公沉默了很久,往炭火里添了一根柴,火星子噼里啪啦地往上窜。他说,那不是“一个”东西,是很多个。寨子建在这条峡谷里几百年了,地底下埋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楚。有些人死了没人埋,有些人埋了没人祭,年头久了就成了“游魂”——没有名字、没有牌位、没有去处的孤魂野鬼。它们不害人,但它们找人。找能听到它们的人,找能给它们名字的人。
太公说他年轻时问过一次祖先——就是他神坛上供的那尊独眼木雕。他问祖先,那些游魂为什么老是在夜里喊活人的名字。祖先告诉他,游魂没有名字,它们喊谁的名字,就是想变成谁。你应了它,你的名字就被它拿走了,它就变成了你,你就变成了它。它会穿着你的鞋子走你走过的路,用你的声音叫你的亲人,住在你的家里。而你——你会被它挤出去,变成下一个游魂,在黑夜里喊别人的名字。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月光透过木窗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道细长的光斑。大概凌晨的时候,我听到了窗外有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是很多个。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全部在说话,叽叽喳喳的,像是赶集一样热闹。他们的声音此起彼伏,叫的都是名字——不是我的名字,是各种各样我没有听说过的名字。有的名字已经被叫了几百年了,有的名字是新的,是寨子里这两年死去的老人。
我趴在窗户上,透过木窗的缝隙往外看。月光照在寨子里的石板路上,路上站满了人。那些人穿着各个年代的衣服——有对襟长衫的、有中山装的、有花布棉袄的、有苗族的百褶裙。他们的脸一律是模糊的,像是被水泡过的照片,五官糊成一团,只有眼睛的位置是两个黑洞洞的窟窿。他们站在路上,站在屋顶上,蹲在树上,密密麻麻的,从寨头到寨尾,一眼望不到头。他们全部仰着头,张着嘴,一个接一个地喊着名字,像是教堂里的唱诗班在轮流报数。
我捂住嘴巴不敢出声,缩回了被窝里。被子外面,那些声音还在继续,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地涌过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声音停了。我以为它们走了,松了一口气。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很近很近,近得像是在我枕头边上。
“小槿——”
是我妈的声音。温柔,熟悉,每个字的音调都分毫不差。但我没有应。因为我的被子外面,还有另一个声音——我妈的呼噜声。从隔壁房间传来的,隔着一道木板墙,清清楚楚。我妈在隔壁打呼噜,那在我耳边叫我的,是谁?它又叫了一声,然后床底下有人翻了个身,楼板吱呀响了一下。那个东西就在我的床底下,学着我妈的声音,一遍一遍地叫我的名字。它叫了很久,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安静下来。
太阳出来以后,我从床上爬起来,趴在地上往床底下看。床底下有一层薄薄的灰,灰上面有一道清晰的拖痕,像是什么东西从床底下被拖了出去。那道拖痕从床底下延伸到门口,从门缝的神坛前面。神坛上那尊独眼木雕的底座上多了一抹潮湿的痕迹,像是有什么东西跪在那里,趴在那里,或者是被吸了进去。
太公站在神坛前面,看着那尊木雕,旱烟杆从手里滑落掉在地上,烟灰撒了一地。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情绪。恐惧。一个活到八十九岁、当了一辈子苗巫师的老爷子,在恐惧。他说了一句话,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磨木头。
“小槿,你昨晚没应声,对不对?”
我点了点头。太公闭上了眼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一样瘫坐在藤椅上。他说那就好,没应就没事。应了就晚了。我说,可是它知道我在哪——它都爬到床底下了。太公说知道你在哪不要紧,只要它没有你的名字,它就碰不了你。名字才是钥匙,位置只是路。它知道路,但没有钥匙,只能在门口转。
后来我考上了县城的重点高中,高二的时候接我妈的电话,说太公走了。他走得很安详,坐在藤椅上像是在打盹,手里还攥着那杆旱烟。寨子里的人都说太公命好,无疾而终,是喜丧。只有我知道,太公走的那天晚上,寨子里有好几个人都听到了一个声音——是太公的声音,在黑暗中叫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们没有应,因为他们都记得太公说过的话:天黑以后,听到谁叫都不能应,哪怕是我的声音,也不能应,除非你看到我的脸。
太公下葬以后,神坛上的独眼木雕自己裂了一道缝。裂缝从那只竖眼的中间穿过去,把眼睛分成了两半。寨子里的老人说,祖先走了,寨子以后没人守了。我把那尊裂了的木雕带回了县城的住处,放在书架上。倒不是想留个念想,是太公走之前最后托我妈转达给我一句话:“木雕不能扔。它替你看着路。”
今年清明,我回了矮寨。晚上住在我妈家,还是那间老屋,还是那张木板床。半夜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穿过峡谷里的雾气,穿过寨子里的石板路,穿过木窗的缝隙。那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不是太公的声音,是一个陌生的、年轻的男人的声音。它一遍一遍地叫,从远到近,停在了我窗外。床底下,有人翻了个身。我没有应,但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了那尊裂了缝的独眼木雕。木头是温热的,像是有什么东西住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