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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的病房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另一张床铺得整整齐齐，床单上一个褶子都没有。病床旁边的地上放着一双医院统一配发的拖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能形成人影的东西。

我回过头再看窗户，那个人影还在。

而且这一次，它离我更近了一点。

我发誓我当时没有叫出声来，不是因为我胆大，而是因为我的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出了411，一路跑回护士站，坐在椅子上浑身发抖。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过来，心想可能是自己太累了，产生了幻觉。医院这地方晚上本来就阴森，加上连续上了三天夜班，精神恍惚也是正常的。我给自己倒了杯热水，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然后翻开护理记录，想看看这位陈奶奶的病史。

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我的手停住了。

入院记录上写着，这位陈老太是在家中被邻居发现的，一个人昏倒在客厅里，身边散落了一地的红豆。邻居之所以觉得不对劲，是因为老太太平时很少出门，但那几天门口的信箱塞满了报纸没人取，打电话也没人接。等打开门一看，老太太已经不知道在地上躺了多久了，整个人严重脱水，意识模糊。而客厅的地板上、茶几上、沙发上，到处都是红豆，一颗一颗的，铺了满满一地。

邻居说，那些红豆是老太太自己一粒一粒数出来的。她这些年有一个谁也理解不了的习惯——买一大袋红豆，倒在地上，然后蹲在那里一颗一颗地数。数完了，装回袋子里，再倒出来，重新数。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护理记录里夹着一张便签，是白天接诊的医生写的，字迹很潦草，但我还是辨认出了内容：“患者入院时意识模糊，反复念叨数字，问其所指，答曰在数人数。问何处人数，答曰窗外。建议精神科会诊。”

我合上记录本，后背的汗已经把工作服浸湿了。数人数？数什么人数？那扇窗户外面只有墙壁和管道，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她数的是哪门子的人？

我深吸了一口气，决定不管怎么说，先把这轮夜班扛过去。大不了每隔一个小时去查一次房，确认老太太活着就行，其他的事情天亮再说。

凌晨三点四十分，我去查房的时候，她还醒着。

凌晨四点五十分，她依然醒着，姿势都没变过，靠在床头，半睁着眼睛，嘴唇不停蠕动。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到她数到了三千多，还在继续。

真正让我崩溃的事情发生在凌晨五点二十三分。我去给她测最后一次生命体征，推开门的瞬间，发现病房里亮得不正常——那扇窗户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光。

可凌晨五点，天还没亮。

我慢慢走过去，看清楚那光是什么。对面住院部大楼有一间手术室，整夜亮着无影灯，灯光穿过天井照过来，正好打在411的窗户玻璃上。而在那片惨白的光线下，我再次看到了玻璃上的倒影。

这一次，不止一个人。

玻璃上映着好几个身影，高矮胖瘦各不相同，全都站在我的身后，一动不动。我甚至能感觉到后脖颈子上有凉飕飕的风，一下一下地吹着，像是有人在极近的距离呼吸。

我不敢回头。

我是真的不敢。

老太太在这个时候停止了数数，病房里突然安静得可怕。她看着窗户上的那些倒影，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对我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钉子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

“姑娘，你让一让，挡到他们了。”

我再也绷不住了，转身就跑。跑出病房的时候，余光扫到走廊尽头的消防通道指示灯，绿色的光照在地面上，地面上好像有很多双脚的影子，但我根本不敢停下来细看，一路冲进了护士站，把门反锁上，蹲在角落里等到天亮。

早上七点半，白班的同事来接班，看到我的脸色吓了一跳，问我怎么了。我没说，只是把411的情况简单交代了一下，然后换了衣服就走。走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四楼。

411的窗户边，好像站着一个人，正低着头往下看。

后来我旁敲侧击地打听过这位陈老太的事情，才知道她住进来之前，已经在家里数了整整十年的红豆。邻居说她年轻的时候在殡仪馆工作，负责给逝者整理遗容，后来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就辞了职，从此再也没出过门。有人问她为什么要数红豆，她只说了一句话——

“每个人走的时候，都要从我这里过一遍。我得数清楚，少一个都不行。”

过了一个星期，陈老太在病房里安静地走了。据说走的时候，护理记录上写的是“患者于凌晨停止呼吸，面容安详”。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白班的护士在交班本上写了一行小字：

“今日411病房窗户无故碎裂，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