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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沿海一带，散落着一种很特别的建筑，叫番仔楼。民国时期下南洋的华侨衣锦还乡之后盖的，中西合璧，外面看着像洋楼，里面供着祖宗牌位。雕花的罗马柱撑着闽南的红砖厝屋顶，走廊里嵌着南洋运来的彩色玻璃，在阳光底下流光溢彩。但你要是在渔村待过就知道，这种楼住着总有一股说不出的阴气——可能是主人大多客死他乡，魂没回来，房子却一直在等。
故事发生在惠安崇武海边一个叫东岭的村子。村里有座番仔楼，盖得特别气派，三层高，外墙贴着白瓷砖，窗户上嵌着蓝黄相间的彩玻璃，在八十年代的渔村里，这简直就是宫殿。楼的主人姓许，村里人都叫他许南洋，因为他在菲律宾待了四十年。
许南洋十八岁下南洋，从码头苦力做到船运公司老板，攒下一大笔家业。六十岁那年他回到东岭村，推了老宅，盖了这座番仔楼，打算叶落归根，安度晚年。楼盖好的第二年春天，许南洋死了。死得很突然，上午还在院子里修剪三角梅，下午就倒在了二楼的卧室里，手捂着胸口，眼睛睁得很大，嘴张着，像是想喊什么没有喊出来。
丧事办完以后，许家的几个侄子争这栋楼，官司打了好几年，谁也搬不进去。楼就锁在那里，白瓷砖上爬满了爬山虎，院子里的三角梅疯长，从铁门的缝隙里伸出来，开得不管不顾。村里人晚上路过都不敢靠近，说那楼里有时候会传出声音——不是鬼叫，是留声机，老式的那种，手摇的，放的是南音。咿咿呀呀的唱腔，穿过厚厚的砖墙，飘到巷子里，听得人汗毛倒竖。
许家人请过神婆，也找过和尚，烧了不知道多少纸钱，没用。留声机照样响，有时候半夜响，有时候黄昏响，有时候大中午的，日头正毒，楼里突然就传出来一句“因送哥嫂”，吓得路过的孩子撒腿就跑。
我室友阿杰的大舅老陈，是个跑远洋渔船的轮机长，天不怕地不怕，在海上见过台风，也见过海盗，自认胆子比天还大。有一年休渔期，他跟几个老哥们喝酒，酒桌上有人说起许家番仔楼的事，老陈拍着桌子说：“什么留声机，就是有人装神弄鬼。老子今晚就去住一晚，看能把我怎么样。”几个老哥们起哄，说你要敢去住一晚，回来请你喝一个月的酒。
老陈当晚就带着一瓶白酒和一包花生米去了。他还带了一根钢管，说防人比防鬼实在。许家番仔楼的大铁门锈得快烂了，锁一拽就开。院子里长满了齐腰深的野草，三角梅的枝条像爪子一样扒着墙壁，在月光底下影子张牙舞爪。一楼的门没有锁，虚掩着，轻轻一推就开了，一股霉味混着檀香味扑鼻而来，又湿又甜。
老陈打着手电走进去。一楼大厅很空旷，地上铺着南洋运来的花砖，踩上去咯吱响。墙角堆着几个木箱子，箱子上写着洋文，手电光扫过去，蜘蛛网在梁上晃来晃去。正中间的供桌上摆着许南洋的遗像，老头穿着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嘴唇紧抿着，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直直地盯着镜头。
老陈找了个靠窗的角落，搬了把藤椅坐下来，把白酒往地上一放，花生米倒在旁边的茶几上，翘着二郎腿开始喝。喝了大概半瓶，一点动静都没有。风从破碎的窗户里灌进来，凉飕飕的，三角梅的枝条在窗外摇来摇去，月光忽明忽暗。老陈心想，果然是自己吓自己，打算喝完最后一口就回家睡觉。
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一个声音。不是脚步声，也不是敲门声，是留声机上唱片放上去的那一声“滋啦”——铜喇叭里传出来的那种特有的电流声，沙沙的，像有人往麦克风里吹了一口气。紧接着，音乐响了。不是南音，是一首老上海的舞曲，铜喇叭的声音闷闷的，像隔了一层厚布。旋律很慢，很柔，大提琴低低地拉着，中间夹着轻微的爆豆声。一个女声在唱，老陈听不清歌词，只觉得那个嗓音沙沙的、软软的，像一块丝绸在耳边慢慢摩挲。
老陈的酒醒了一大半。他握着钢管，轻手轻脚地往楼梯口走。番仔楼的楼梯是木质的，铺着南洋的红地毯，每踩一步就发出一声闷响。他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那个留声机的音乐突然变调了——原本柔和的舞曲开始变得扭曲，像是唱片转速不对，时快时慢，女声被拉得又尖又长，又突然压得又低又粗。然后是“嘎吱”一声，唱片停了。不是正常停的，是有人把唱针从唱片上硬拔起来的那种。
然后老陈听见了一个声音，从二楼的走廊尽头飘过来。一个很苍老的声音，颤颤巍巍的，带着闽南口音：“返来咯……返来咯……”回来咯，回来咯。声音拖得很长，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一声接一声。
老陈的双腿开始打颤。他攥紧钢管，硬着头皮走上二楼。手电光扫过走廊，空荡荡的，墙上挂着的南洋风景画歪歪斜斜，画框玻璃碎了一半。走廊尽头有一扇门，关着，门缝底下透出一线光。不是电灯光，不是蜡烛光，是那种留声机上的电子管发出的暖黄色微光，一闪一闪的。
“返来咯……汝到底返来咯……”老陈走到那扇门前，深呼吸了三下，一把推开门。房间里什么都没有。没有家具，没有床，只有墙角放着一台老式的留声机，铜喇叭上落满了灰。唱片还在转，但一点声音都没有。唱片正中间躺着一张黑白照片，相纸已经发黄翘边。老陈拿起手电照过去——照片上是许南洋，穿着白色的西装，站在马尼拉港口的码头上，身边站着一个年轻女人，穿旗袍，烫卷发，笑得很灿烂。
老陈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了一行字，墨水褪了色，但还能辨认：“吾妻阿珍，民国三十七年摄于马尼拉。待我归时，共听此曲。”老陈的头皮炸了。他扔下照片，转身就跑，留声机在他身后突然又响了，还是那首老舞曲，但这次唱得很大声，像是要把喇叭震破。那个女声变得又尖又厉，追着他的脚步从二楼一路穿到一楼，唱得整栋楼都在发抖。
老陈冲出番仔楼，摔在草地上，回头一看，三楼那个从来没亮过的窗户突然亮了，暖黄色的光，窗户上清清楚楚映着一个女人的影子，穿旗袍，盘着头发，一只手搭在窗台上，微微低着头，像在等人。
老陈连滚带爬地跑回家，酒彻底醒了，第二天就发起了高烧，说胡话，闭着眼睛念叨“返来咯”。他家里人急得不行，去找了村里的老人，老人听了事情的经过，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出了许南洋的故事。
许南洋在菲律宾确实娶过一个妻子，菲律宾华侨的独生女，祖籍晋江，叫苏丽珍。两人在马尼拉结的婚，婚礼上放过那张唱片，就是老陈听见的那首舞曲。解放后许南洋想回国，他妻子不肯，说国内局势不明，让他再等几年。但许南洋思乡心切，执意要走，两人大吵了一架。许南洋一气之下独自回了国，打算等局势稳定了再接她过来。结果一别就是四十年。他在菲律宾的资产被冻结，想回也回不去了。他给苏丽珍写了无数封信，一封回信都没收到。他在国内等了一辈子，等到白发苍苍，等到死，也没等来那个女人的消息。
许南洋的侄子后来去过菲律宾打听，带回来一个消息：苏丽珍在许南洋离开后的第三年就病死了，死于肺痨，葬在马尼拉的华侨公墓。她没有收到那些信，一封都没有。菲律宾的亲戚把信全退了回来，堆在仓库里，被白蚁蛀成了纸屑。
这些信的内容，没有人知道。但许南洋等了一辈子的执念，都留在了那栋番仔楼里。他死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发黄的唱片封套，上面印着那首舞曲的名字。而那个留声机为什么会在深夜里自己响起，没有人能解释。也许是他在等，等他这辈子唯一想等的人。也许是她在找，找这栋她从来没有住过的楼。
老陈后来病好了，再也不进番仔楼。那栋楼现在还在东岭村，白瓷砖早就灰了，三角梅把整面墙都盖住了。有村里人说，偶尔傍晚路过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传来模糊的音乐声，不是那种恐怖的调子，是很轻很轻的，像有人在跳舞，裙摆在地板上沙沙地拖过去。然后是一男一女的笑声，很年轻，很快活，好像楼里住着一对刚结婚的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