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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叔姓赵,河北邯郸人,长得五大三粗,一身的力气。他有个不太愿意跟外人提的职业——抬棺匠。
在邯郸一带的农村,抬棺是个极有讲究的活计。棺材一旦离地,就不能再落地;抬棺的人不能说“重”,不能说“累”,更不能回头。谁坏了规矩,轻则倒霉,重则要出人命。表叔干了二十多年,送走了村里上百位老人,从没出过岔子。
2020年初冬,表叔接了一单活儿,是隔壁周庄一个姓刘的老太太没了。刘老太太八十七岁,按老说法是“喜丧”,应当办得体面。可怪就怪在,这老太太死的时候,眼睛怎么合都合不上。她的几个子女轮流用手抹她的眼皮,刚抹下去,又睁开了,直勾勾地盯着房梁。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拿两枚铜钱压在她眼皮上,这才算合上了眼。
表叔接活那天,原本八个抬棺匠里,有两个突然有事来不了。临时找人不容易,表叔就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搭把手。我虽然没干过这行,但年轻力壮,想着帮亲戚一个忙也没什么。
去之前,表叔特意把我叫到一边,递给我一副白布手套,压着声音说:“多的话别问,到了听我安排。抬起来以后,脚底下要稳,眼睛别看棺材,更别看棺材也得撑,实在不行了就喊我,不能自己先松手。”
我点头如捣蒜,把这几句话像咒语一样在心里重复了无数遍。
出殡那天,天阴得厉害。棺材是松木打的,刷着黑漆,看不出多沉。可上手一抬,那分量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棺材里装的仿佛不是一具干瘦的老太太,而是一整块浸了水的石头,压得我肩膀上的杠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咬着牙,脖子上青筋都鼓了起来。
表叔走在最前面,低声喊了一嗓子“起”。八个人同时发力,棺材缓缓离地。就在离地的那一刹那,我清晰地听见棺材里传来一声极轻极轻的闷响,像是一颗石子从里面滚了过去,又像是什么东西在里面翻了个身。
我后脊梁一阵发麻,但不敢吱声,只能跟着队伍往前走。
送葬的队伍缓缓穿过村巷,朝北边的坟地走去。头七刚过,纸钱撒了一路,被风卷起来,像无数灰黄色的蝴蝶。唢呐吹得呜咽,调子忽高忽低,在寒风中裂开,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嚎。
走了不到一里地,怪事就来了。
我前面的杠子突然往下一沉,像是有个人从后面猛拽了一把。我差点没站住,膝盖一弯,棺材往前倾了一下。表叔像身后长了眼一样,头也不回地低喝了一声:“撑住!”
我死命往上顶,总算把杠子抬平了。可下一秒,我又感觉到一阵奇怪的震动。像是棺材里有人在轻轻地拍打内壁,节奏缓慢,一下一下,顺着杠子传到我的肩膀。我侧耳去听,那声音又没了,只剩下风声和唢呐声。
走到村口的小石桥时,最前面的杠夫老六突然停了一下。他五十多岁,抬了半辈子棺材,从来没在路上停过。表叔低声问:“咋了?”老六没有回头,只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桥,咋变窄了。”
我抬头看过去。那座小石桥我来过很多次,不过三米多宽,平平整整,别说八个人抬棺,就是两辆三轮车并排也不成问题。可此刻,在阴冷的晨光里,那桥面看起来竟然只有两尺来宽,两边白茫茫一片,像是被浓雾吞掉了。杠夫们把棺材抬到桥头,竟不知该怎么下脚。
表叔的脸色也变了。他让队伍停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纸钱朝桥上撒去。纸钱落在桥面上,没有散开,而是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条线,指向对岸。表叔一咬牙,说:“就踩着这条线走,一步都不能偏。快过,别停留。”
八个人把棺材抬上桥,像走钢丝一样,一个跟着一个。我走在棺材左后方的位置,眼睛死死盯着前面人的后脑勺,不敢往两边看。桥下的水声突然变得很大,哗哗地响着,像有什么东西在水里翻腾。我眼角余光瞥见,桥下那片浓雾里,伸出了许多灰白色的手,从水面下往上伸着,五指大张,指节僵硬,像在等着接什么东西。
我的心几乎从喉咙里跳出来,脚下险些踏空。表叔在前面低吼:“别看!走!”
我们像逃命一样过了桥。刚踏上对岸的土地,身后的雾就散了个干净。回头再看,桥面还是那座普普通通的小石桥,桥下流水清澈,什么都没有。
可还没等我喘口气,真正的麻烦来了。
棺材盖上的铜扣,不知什么时候崩开了一颗。棺材盖微微翘起了一条缝,一股浓郁的、混着土腥气和腐烂气的味道从那道缝里渗了出来。那种味道让人作呕,像埋了很久的烂木头和枯叶被翻开来。我离得最近,被呛得眼泪直流。
杠夫们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棺材里躺着的人已经死了快一周了,大冬天的,不该有这种味道。更不该的是,那棺材缝里,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往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