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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伸出手，指尖是青黑色的，指甲老长，冲我脸上摸过来。我闭上眼，浑身抖得像筛糠。

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一声鸡叫。

那声音又远又近，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红戏服的手停住了，离我脸只有一寸。她歪着头听了听，叹了口气：“天快亮了。”

“罢了罢了。”老头摆摆手，“下回吧。”

三个人转过身，往台上走。走到台口时，红戏服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小后生，你记住了——下回再来，带壶酒。光坐着不意思。”

他们走进后台，脚步声越来越远。蜡烛“噗”地灭了，青烟袅袅升起。我瘫在台板上，浑身汗透了，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不知过了多久，我攒够了力气，连滚带爬下了戏台，一路跑回家。进门就跪在地上吐了，吐的全是酸水。我妈吓坏了，问我咋回事，我断断续续说了。她脸色发白，二话不说去找了我奶奶。

奶奶八十多了，耳朵背，可听了这事，浑浊的眼珠子忽然亮了。她拄着拐棍站起来，让我扶她去戏台。

到了戏台前，奶奶让我跪下。她拄着拐棍围着戏台转了三圈，嘴里念着我听不懂的话，像唱又像哭。转完了，她对着后台方向说：“几位老前辈，小孩子不懂事，冲撞了你们，我替他赔不是。他年轻，阳气旺，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说完她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里头是三根香和一瓶酒。她把香插在戏台前的土里，把酒洒了一圈，又让我磕了九个响头。

回去的路上，奶奶才跟我说了实话。那戏台上死的三个人，是七十多年前一个戏班子的。那年村里请他们来唱戏，正赶上发大水，山洪冲下来，把戏台前头看戏的人冲走了十几个。戏班子觉得没脸，当晚在台上吊死了三个——唱旦角的那个女的，拉胡琴的老头，还有打鼓的。

“他们不是害人的，”奶奶叹了口气，“就是憋屈。唱了一辈子戏，死得不明不白，魂一直留在台上，想唱完最后那出。你去了，他们高兴，想给你唱一出。你要真坐下来听了，天亮之前回不来。”

“那我现在……”

“没事了。”奶奶拍拍我手，“我替你赔了罪，又敬了酒。他们喝了酒，就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戏台。可有时候半夜醒来，我总觉得能听见远远的有丝竹声，咿咿呀呀的，在风里飘着。那调子凄凉得很，唱一句，歇一句，像等人来听。

前年村里搞新农村建设，要拆老戏台建广场。推土机开到跟前时，忽然熄了火，怎么也打不着。换了一辆，还是一样。后来施工队长听了村里老人的话，买了三刀纸、三瓶酒、三炷香，恭恭敬敬摆在台前，鞠了三个躬，说了句：“三位，给你们挪个地方，见谅。”

第二天推土机一打就着了。戏台拆了，台基底下挖出来三副白骨，整整齐齐并排躺着，手里还攥着各自的行头。一副手里攥着个旦角的头面，一副攥着把胡琴，一副攥着两根鼓槌。

村里人把骨头收殓了，葬在了后山坡上，坟头朝着原来戏台的方向。立碑那天，天阴着，忽然刮了一阵风，把盖碑的红布掀了。有人听见风里有人唱了一句，就一句，拖着长长的尾音，像叹气。

后来广场建好了，晚上有人跳广场舞。可我总觉得那地方不对劲，跳舞的人再怎么多，中间总有一块空地，谁也不往那儿站。有一次我问一个跳得最欢的大妈：“你咋不往中间去？”

她愣了一下，说：“不知道，就觉得那儿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