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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十二岁，住在鲁西南的姥姥家。姥姥家的院子不大，三间正房，东边一间配房，配房里堆满了旧箱子、破柜子、坛坛罐罐，都是些不知道多少年的老物件。我从小就皮，喜欢翻箱倒柜，姥姥看见了也不骂，只说“别翻最底下那个樟木箱子”。

她越这么说，我越想翻。

那天下午，姥姥去邻村赶集，我一人在家，钻进配房里，把箱子一个个掀开。旧棉袄、老棉裤、绣花鞋、铜锁扣，什么都有。最底下果然有个樟木箱，黑漆漆的，上面压着两床破褥子。我把褥子拽开，掀开箱盖，一股浓烈的樟脑味冲出来，呛得我直打喷嚏。

箱子里只有一样东西——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红嫁衣，上面放着一块红盖头。

那嫁衣是缎面的，绣着金线的龙凤，虽然旧了，有些地方脱了丝，但颜色还是扎眼的红，像凝固的血。盖头也是红的，四角坠着铜钱，边缘的流苏乱蓬蓬的，像是被人扯过。

我鬼使神差地把盖头拿了出来，对着窗户看。下午的阳光透过红布，变成一种暖融融的橘色，照在脸上像是有人用手捂住了我的眼睛。我忍不住把盖头往头上一蒙，站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

镜子里，我穿着平时的花褂子，顶着块红盖头，像个傻丫头。我忍不住笑了，正准备掀下来，忽然觉得不对劲。

盖头底下，光线暗了。

刚才还亮堂堂的配房，忽然像蒙了一层灰，所有的东西都看不真切了。我听见一种声音，很轻，像是有人在吹唢呐，又像是一群人在远处说话，叽叽喳喳的，听不清说什么。

我一把扯下盖头，声音没了，光线也正常了。

配房还是那个配房，堆满了杂物。可我发现，镜子里的我，嘴角还挂着笑。

我没笑。

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姥姥提了一句：“姥姥，配房那个樟木箱子里有件红嫁衣。”

姥姥手里的筷子“啪”地掉在桌上。她看着我，眼神像刀子一样：“你动了？”

“我……就拿出来看了看。”

“盖头呢？”

“也看了。”

姥姥沉默了很久，碗里的粥凉透了，她一口没喝。最后她站起来，去灶房拿了一碗米，一把香，拉着我进了配房。她把米撒在樟木箱子四周，点了三根香插在米上，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又低又快，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以后别碰了。”出来后她只说了这一句。

可我好奇心太重了。越是不让碰的东西，我越想弄明白。

第二天中午，趁姥姥睡午觉，我又溜进了配房。樟木箱子盖着，米还在，香已经烧完了，香灰落在米上，灰扑扑的一层。我跪在地上，轻轻掀开箱盖。

嫁衣还在，盖头也在，叠得好好的，像是从没人动过。

可我记得清清楚楚，昨天我把盖头揉成一团塞回去的。

我正纳闷，手已经伸进去了。这回我没敢往头上蒙，只把盖头翻过来看。翻过来的那一面，颜色更深，暗红暗红的，上面有一块块褐色的污渍，像是陈年的血迹。盖头的四个角，各绣着一个字，连起来是一句话：

“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

张家？哪个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