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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南头有座石拱桥，是光绪年间修的，青石板上刻着缠枝莲纹，桥栏上的石狮子嘴里含的珠子早被人敲了去。那座桥现在还在，只是没人敢走了。

我是1995年生的，属猪。小时候我奶奶最疼我，走哪儿都带着。可有一回，我要往南头去，她一把将我拽回来，指甲都掐进我肉里了。

“南头桥，不许去。”

“为啥？”

“桥上站着个穿红衣裳的，等你呢。”

那年我七岁，听不太懂。但我记住了奶奶说话时脸上的表情，嘴唇发白，眼珠子直勾勾的，像是看见了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后来我长大些，从村里人嘴里拼凑出了那件事。

那是1987年的事，比我出生还早八年。村东头老赵家有个闺女叫赵小翠，那年十九，长得白净，两条辫子垂到腰。她跟邻村一个后生好了三年，眼瞅着就要定亲。可那后生家穷，拿不出彩礼。赵小翠她爹不干了，硬是把她许给了镇上开粮油铺的吴家。吴家儿子是个瘸子，三十好几了，出两千块彩礼。

赵小翠哭、闹、绝食，都没用。出嫁那天，她娘给她换上了红嫁衣，把她扶上驴车。车走到南头石桥上的时候，赵小翠从车上跳下来，一头扎进了桥下的河里。

等捞上来的时候，人早没了气。红嫁衣泡了水，沉得像块铁，把尸体往下坠。

吴家退了亲，两千块彩礼也讨了回去。赵小翠她爹没脸在村里待，过了年就搬走了。可赵小翠没走。从那以后，每年农历七月半，都有人看见南头桥上站着个穿红嫁衣的女人。她背对着你，站在桥栏边上，头发湿漉漉的，往下滴水。

你叫她，她就回头。

回头看你一眼，然后往下跳。

年年如此。

1998年七月半那天，我十二岁。那天村里死了个人，是东头的王老六，喝醉了酒掉进粪坑淹死的。大家忙活丧事，没人管我。我跟着一群半大小子满村乱窜，不知怎么就窜到了南头。

天擦黑的时候，我们几个蹲在桥头那棵老柳树底下打弹珠。我手气不好，输了好几颗，正弯腰去捡弹珠，就看见桥面上有个人。

红衣裳。背对着我们。

我以为是哪个新媳妇走夜路，刚想喊一声，忽然发现那件红衣裳的颜色不对。不是活人穿的那种红，是泡过水的、发了黑的红，下摆还在往下滴水。桥面上湿了一滩，水渍正慢慢往我们这边蔓延。

“走。”我拽了拽旁边二蛋的袖子。

“干啥？我还没赢回来呢。”

“快走！”我声音都变了。

二蛋抬头看了一眼，整个人像被电打了似的，弹珠也不要了，爬起来就跑。我们五六个孩子连滚带爬地往村里跑，谁也不敢回头。

跑到村口大槐树下，才停下来喘气。二蛋蹲在地上，脸白得像纸，半天才说出一句话：“她……她转头了。”

“你看见了？”

“看见了。那张脸……没有眼睛，两个黑洞。她在笑。”

那天晚上我发了高烧，烧到四十度。我妈守了我一夜，拿湿毛巾给我敷额头。迷迷糊糊中，我听见她在跟我爸小声嘀咕：“老赵家那个，又出来了。孩子看见了。”

我爸沉默了很久，说：“明天我去镇上买点纸钱，烧给她。”

“有用吗？这么多年了，谁烧她都不收。”

“那也得烧。总不能让她把孩子带走。”

第二天烧了纸钱，我的烧退了。可从那以后，每年七月半，我都能听见南头桥上有动静。有时候是滴水声，有时候是脚步声，有时候是女人哼哼唧唧的小调。我问我妈听见没有，她摇头，说我烧坏了脑子。

我知道我没烧坏。那声音是真的。

2008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离开了村子。走的那天，我特意绕到南头看了一眼那座石桥。桥还在，青石板上长满了苔藓。桥栏上蹲着一只乌鸦，看见我来，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我对着桥鞠了三个躬。

“小翠姐，我走了。以后没人来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