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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有个守村人，叫福生。

从我记事儿起，他就住在村西头那间破土地庙里。庙不大，供着土地公婆两尊泥像，香火早断了，泥像身上裂着口子，露出里面的稻草。福生把神龛底下收拾出来，铺了稻草和旧棉絮，就在那儿睡。白天他蹲在庙门口，手里攥着根竹棍，看见人来就咧嘴笑，露出一口焦黄的牙。他不说话，只会嘿嘿地笑，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胸前那片洗得发白的黑布衫上。

村里小孩都怕他，也爱逗他。朝他扔石子，他拿竹棍挡，挡不住就抱着头缩在墙角，嘴里呜呜地叫。大人看见了，会骂小孩，但也没人多管。福生就这样在村里活了几十年，像庙门口那棵歪脖子树，没人浇水没人施肥，自己就那么长着。

我小时候也扔过石子。有一回砸在他额头上，破了个口子，血顺着脸往下淌。他蹲在地上，捂着额头，没有追我，也没有骂我，只是看着我，嘿嘿笑了一声。那声笑跟平时不一样，我听出来了，但说不清哪里不一样。后来我妈知道了，把我按在院子里用笤帚疙瘩打了一顿，打完了拉着我去土地庙给福生磕头。福生蹲在庙门口，看见我来，还是嘿嘿笑，从怀里摸出一个烤红薯递给我。红薯是凉的，烤得半生不熟，皮上沾着黑灰。我没接，我妈按着我的头让我接。我接过来，红薯在手里沉甸甸的，还有点温乎气儿。

后来我上了初中，住校了，再后来去城里打工，很少回村。关于福生的消息，都是从我妈电话里听来的。说他老了，走不动了，整日缩在庙里不出来。村里偶尔有人给他送点吃的，放在庙门口，他拿进去吃，吃完了继续缩着。

去年秋天，我妈打电话来说，福生没了。说是一连几天没人见他出来，村长让人去庙里看，发现他躺在稻草上，人已经硬了，脸上还带着笑。

我请了假回村。福生下葬那天，村里去了不少人。按规矩，守村人死了，不能进祖坟，要埋在村口路边，脚朝着村外的方向。说是守村人活着守村，死了也要继续守，挡住外面进来的脏东西。墓坑是村长带人挖的，就在村口那棵老樟树底下。棺材是薄皮松木的，没上漆，里面铺了层稻草，福生就搁在上头。

下葬的时候出了件怪事。

抬棺材的是村里四个壮汉，都是三四十岁的年纪。棺材本来不重，薄皮松木，又没放什么东西，一个人都能扛得动。可他们抬起来走了几步，忽然齐刷刷地停了，互相看了看，脸色都变了。

“重了。”前面那个说，“忽然重了好多。”

后面那个也说重了，像是有人从底下拽着棺材底。几个人歇了歇，重新抬起来，又走了几步，又重了。反复几次，从土地庙到老樟树那两百来米路，走了快半个钟头。最后还是村长老赵说了句“福生不愿意走”，让人绕了个弯，从庙后面那条小路绕过去，棺材才轻了。

埋完福生，村里人散了。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宅，半夜起来上厕所，听见外面有声音。很轻，像有人在哼歌。调子模模糊糊的，听不出是什么，但能听出是人的声音。我趴窗户上看，月光很亮，照得院子里白晃晃的。土地庙那个方向，有光亮，一闪一闪的，像是有人在庙里点了灯。

我没敢出去，回了被窝。那声音持续了大半夜，天快亮的时候才停。

第二天我问村里人，有没有听见夜里有动静。几个老人都说听见了，但谁也不说是什么。我二爷拄着拐杖站在庙门口，往里面看了半天，出来的时候脸色很不好。

“福生没走。”他说，“他还蹲在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