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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我从小跟着他走村串户看病。我们这儿十里八乡，就他一个大夫。谁家有个头疼脑热，深更半夜敲门来请，他从不推辞，背着药箱就走。村里人都说，赵大夫这个人，心善，胆大，命硬。

我十八岁那年，开始跟着父亲学医。说是学医，其实就是给他背药箱，打下手。那年冬天，我真正见识了父亲口中那句“命硬”。

腊月初八那天，天冷得泼水成冰。傍晚时分，鹅毛大雪下来了，没一会儿就积了厚厚一层。我和父亲坐在灶火边烤火，火苗舔着锅底，屋里暖烘烘的。父亲叼着旱烟，说今晚该不会有人来了，这天气鬼都不出门。

话音刚落，院门响了。

敲门声很急，噼里啪啦的，像是用巴掌拍的。我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人，裹着一件黑棉袄，头上戴着斗笠，肩上落满了雪。他低着头，看不清脸，只能看见下巴上那颗黑痣。

“赵大夫在家吗？”他声音很哑，像是嗓子眼里堵了什么东西。

父亲从灶边站起来，走到门口。“在，谁病了？”

“我娘。烧了好几天了，说胡话。”黑棉袄抬起头，斗笠，您行行好，跟我走一趟。”

父亲二话没说，进屋背了药箱。我拉住他：“爹，这大半夜的，又是山路，明天一早再去不行吗？”

父亲摇摇头：“烧了好几天，拖不得。”又对我说，“你跟我一起去，路上有个照应。”

我其实不想去。那黑棉袄看着不对劲，说不出哪里不对，就是浑身不得劲。但父亲已经走出院门了，我只得裹上棉袄，提着马灯跟上去。

雪还在下，密密匝匝的，打在脸上生疼。地上的雪已经没过了脚踝，踩下去嘎吱嘎吱响。黑棉袄在前面带路，走得很快，脚步轻飘飘的，在雪地上留不下多深的脚印。我觉得奇怪，一个成年男人，怎么走得跟猫似的。

出了村，往北走。过了村口那片稻田，就开始上山了。山路窄，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深沟，雪把沟填平了，看着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黑棉袄走得很熟，拐弯都不带犹豫的。我跟在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好几次差点滑进沟里。

走了大概一个时辰，我实在走不动了，喊黑棉袄歇歇。他停住脚，转过身来，斗笠上的雪簌簌往下掉。他指了指前面：“快了，就在前面。”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前面山坳里有一户人家，窗户透出昏黄的光。

又走了百来步，到了院门口。院子不大，土墙围的，院里一棵枣树，枝丫上挂满了雪。黑棉袄推开门，让我们进去。堂屋里果然躺着一个老太太，盖着厚被子，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嘴里含含糊糊说着什么。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低着头纳鞋底，听见我们进来，抬了一下头。

那张脸——也是惨白惨白的，眼窝深陷，像两个黑洞。她冲我们点了点头，又低下头继续纳鞋底，一针一线，慢吞吞的。

父亲没在意这些，径直走到床前，伸手探老太太的额头。他的手刚碰到，就猛地缩回来，像是被烫了一下。他愣了一瞬，又把手贴上去。这次没缩回来，但眉头皱得很紧。

“烧得厉害。”他说，打开药箱，拿出体温计。

体温计是那种老式的水银针，父亲甩了甩，夹进老太太腋下。等了片刻，抽出来一看，脸色变了。他把体温计举到灯下，眯着眼看那条水银柱。我看不见他看到了什么，但从他的表情看，数值低得不正常。

父亲收起体温计，从药箱里拿出药棉和酒精，给老太太擦手心脚心。擦了一会儿，又掏出两片白药片，碾碎了，和着温水给老太太灌下去。他做这些的时候，那年轻女人一直低头纳鞋底，黑棉袄站在门口，一声不吭。

折腾了半个来钟头，老太太的烧似乎退了些，脸上没那么红了，嘴里也不说胡话了。父亲收拾药箱，对黑棉袄说：“先吃药，明天我再来看看。”

黑棉袄从兜里摸出一卷钱，零碎的，有票子有钢镚，皱巴巴的。父亲接过，顺手揣进兜里，没数。

我们出了院子，往回走。雪停了，月亮从云缝里露出来，照得山路白晃晃的。黑棉袄说“我送送你们”，父亲摆手说不用。黑棉袄就站在院门口，目送我们走远。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儿，斗笠下那张惨白的脸被月光照着，嘴角好像扯了一下。

走出一段路后，父亲忽然加快了脚步。我问他怎么了，他没说话，只是越走越快，几乎是在小跑。我跟着跑起来，药箱在背上颠得咣当响。

一直跑到山脚下，父亲才停下来，扶着路边的树干大口喘气。我喘匀了气问他：“爹，到底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