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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四十二岁，在村里当会计。老婆孩子都在镇上，我一个人住在村东头的老屋里。这屋子是我爷爷留下的，青砖灰瓦，前后两进，在村里算是不错的房子。可自从那件事之后，我再也没在夜里开过门。

那是一九八九年的秋天。

村西头的王婶死了。王婶是个寡妇，五十来岁，男人早些年得痨病走了，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她人勤快，嘴也甜，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去帮忙，村里人都念她的好。

她是上吊死的。就在自家堂屋的房梁上，用一根麻绳。第一个发现的是她小儿子，从地里回来，推开门就看见他娘吊在那儿，两条腿直挺挺的，脚底下倒着一把凳子。

为什么上吊，村里人说法不一。有人说她得了病，疼得受不了；有人说她跟儿媳妇吵架，一时想不开；还有人说，她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

最后一种说法，是她大女儿传出来的。王婶死后第三天，大女儿来我家，跟我说了一件事。她说，她娘死前半个月，每天晚上都说听见有人敲门。敲门声不急不缓，咚、咚、咚，三下，隔一会儿再三下。可每次开门，门外都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娘说，那敲门声跟活人敲的不一样，”大女儿眼圈红红的，“她说那声音太规矩了，像是……像是照着什么规矩来的。”

我当时没在意，只当是王婶年纪大了，疑神疑鬼。王婶死后，村里按规矩办了丧事。停灵三天，然后下葬。坟地在村后的山坡上，跟她男人合葬。

头七那天晚上，我正坐在堂屋里算账。那天白天去镇上开了会，回来晚了，账本堆了一桌子。我打算算完再睡，所以把大门关得早。

天刚擦黑，我就听见了敲门声。

咚、咚、咚。

三下，不急不缓。我以为是邻居来串门，起身要去开。手刚碰到门闩，突然想起王婶大女儿说的那些话，心里一咯噔。

“谁啊？”我问了一声。

门外没人应。

我以为是风，就没再管，回去继续算账。刚坐下，敲门声又响了。

咚、咚、咚。

还是三下，还是那个节奏，不轻不重，不紧不慢。我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门外安安静静的，连风声都没有。

“谁啊？说话！”我提高了嗓门。

还是没人应。

我有点火了，走到门边，一把拉开门。门外空荡荡的，月光洒在青石板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我探头往两边看了看，巷子里也是空的。

我关上门，心里犯嘀咕。坐下没五分钟，敲门声又来了。

这回我没起身，就那么坐着听。咚、咚、咚，三下之后安静一会儿，然后又是咚、咚、咚。我数了数，一共来了七回。每回都是三下，每回间隔的时间都一样。

后背开始发凉。我想起王婶大女儿说的，她娘死前半个月，每晚都听见敲门声，每次都是三下。而我今晚听到的，也是三下。

我拿起桌上的搪瓷缸，灌了一大口凉茶，告诉自己：别自己吓自己，可能是有人在恶作剧。

可那晚之后，每晚敲门声都会来。

从戌时开始，到亥时结束。每隔半个时辰来一次，每次三下。我试过不应声，试过提前守在门后，试过突然拉开门冲出去，可不管我怎么做，门外永远没有人。

到了第五天，我受不了了。那天下午我去了王婶家，找她大女儿。她正在院子里收衣服，看见我来，脸色就不太对。

“刘会计，你是不是也听见了？”她问。

我心里一惊：“听见什么？”

“敲门声。”她放下手里的衣服，声音压得很低，“我娘死之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别开门’。她说，不管听见谁叫门，不管听见什么声音，千万别开门。”

“她有没有说，是谁在敲门？”

大女儿犹豫了一下，说：“我娘说，她认得那个敲门声。她说那是……那是她男人。她男人死的时候，就是每天晚上敲三下门。后来她男人死了，敲门声就停了。现在又响了，我娘说，是来接她的。”

我站在院子里，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可我浑身发冷。

“那你娘……开门了吗？”

大女儿摇头：“她没开。可第二天晚上，敲门声变了。”

“变成什么样了？”

“从大门转到窗户上了。”大女儿声音发颤，“我娘说，那声音从窗户底下传上来，咚、咚、咚，三下，敲在窗框上。她吓得用被子蒙住头，一宿没睡。第三天，声音又变了，到了后门。第四天，到了房顶。”

我愣住了：“房顶？”

“我娘说，那声音在房顶上走，从东头走到西头，走三遍，然后停在她睡觉的屋子上方，敲三下。瓦片被敲得哗哗响。”

我咽了口唾沫，问她：“你娘有没有说，那声音到底是什么？”

大女儿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她说，是她男人来接她了。她说她躲了半个月，躲不过了。那天晚上她跟我说完这些话，第二天就……”

她没说完，捂着脸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