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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停在老城区那条窄巷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沈知微付了车费下车，巷子里的路灯还没亮，两侧居民楼的窗户里透出零星的暖光。她走到那栋单元楼门口，铁门上的电子锁面板在暗处亮着微弱的绿色指示灯。她伸手按了四个数字——0715。锁芯咔哒一声弹开了。

楼梯间里还是那股潮湿的墙灰味。她沿着水泥台阶往上走，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响。三楼那扇浅灰色的门关着，门框上方的漆皮还是翘着，跟三天前一模一样。她抬手敲了两下。里面没有动静。她又敲了两下。依然没有回应。

她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门没有锁，把手转动之后门扇向内滑开了一条缝。她推门走了进去。

客厅里的灯亮着，但人不在。沈知微站在玄关环顾了一圈。沙发上搭着一条灰蓝色的毯子，一角垂在地上。茶几上放着一杯茶，杯子里的水已经凉透了，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膜。旁边摊着一份旧报纸，日期是昨天的。她往里面走了两步，目光扫过厨房和卧室的方向。厨房的灯关着，卧室的门虚掩着，从门缝里透出一线昏暗的光。

她走到卧室门口推开了门。那个男人背对着她坐在床沿上，肩膀微微塌着，深蓝色旧毛衣的后背处有一块暗色的洇湿痕迹，像是出的汗还没有干透。他的右手搁在膝盖上，左手垂在身侧，整个人维持着一个很久没有动过的姿势。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小号的黑色录音笔，跟周建国在拆解厂拿出来的那支一模一样，旁边还有一部屏幕朝上的手机，屏幕是黑的。

“你回来了。”他说，声音哑得厉害，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磨过。他没有转头，目光落在对面墙壁上的某个点上。

“你知道了。”

“周建国给我打了电话。”他终于转过身来。他的脸比三天前更苍白，颧骨上那道旧疤显得更深了，眼窝底下有两道明显的青黑色。他看着沈知微，视线在她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落在她攥着书包带子的那只手上。“刘科长跟你说了后座那个人的名字。”

“说了。”

“那个人现在坐在顾氏集团某个部门的主管位置上。”他站起来，身体晃了一下才站稳，“他的名字你之前从没听过，但他在2008年的安保体系里排第三。周建国排第一，我排第二，他排第三。我们三个人当天的分工是：周建国开车，我坐副驾驶被送到国道连接线，后座那个人负责在你父亲的车翻下护栏之后下车确认情况。”

“确认什么情况。”

“确认你父亲是不是还活着。”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卧室里很安静，窗外偶尔有车经过的声响从远处传进来，模糊而遥远。沈知微看着他站在床边的身影，忽然注意到他的左手袖口比右手短了一截，露出来的手腕上有一道很深的旧疤，横贯在静脉的位置，像是被什么东西割开过。他的右手始终插在口袋里，从她进门到现在没有拿出来过。

“他确认的结果是什么。”沈知微问。她的声音比进来的时候稳了一些，喉咙里那根绷了整条路的弦正在慢慢松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沉、更冷的东西。

“他站在你父亲的车旁边待了两分钟。你父亲当时还有呼吸。后座那个人回来之后告诉周建国‘还能活，但时间不多’。然后周建国让他上车，他们开走了。”他停了一下，右手终于从口袋里抽出来，手心里攥着一团揉皱的纸。他把纸展开放在床头柜上——是一张通话记录打印件，上面有一行被红笔圈出来的号码。“后座那个人在离开现场之后，用他自己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通话时长四十七秒。被叫的号码在当年登记在一个深圳的账户下，那个账户的持有人是一家私企的安全顾问。那个安全顾问2008年7月之前一直在深圳活动，7月15号当天出现在邻市。”

“是谁。”

他说出了那个名字。跟刘科长在行道树底下说出的是同一个名字。那三个字在安静的卧室空气里落定之后，沈知微感觉到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像一根被拉得太紧的弦终于断了。她靠着门框站着，手指扣着书包带的边缘，指甲陷进织物的纹理里。她没有说话，也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卧室窗外的天色从暗蓝变成深灰，最后彻底黑下去。

“你父亲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他的声音从她身后传过来，很轻，但每个字都压得很实，“但那个电话如果早打二十分钟，他可能还有救。后座那个人在事故现场站了两分钟，摸了你父亲的脉搏，然后离开。他打那个电话的时候，已经离事故现场一公里远了。”

“他为什么不直接打急救电话。”沈知微终于开口了。她的声音比预想的更平，像是一张被铺开压平的纸，所有褶皱都被压到了最底下。

“因为如果他打了急救电话，事故就会被定性为肇事逃逸加谋杀未遂。那样整条线都会断在他身上。他需要你父亲死在医院里，而不是死在事故现场。死在医院里的事故，可以是‘单车失控’，可以是‘伤势过重’，但不会是‘他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