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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在邻市降落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沈知微和顾深寒从机场出来直接叫了车往城东方向开。拆解厂在郊区的工业带边缘,车拐进那条旧路的时候,路灯比上次来时更稀疏,有一盏还坏掉了,整段路几乎全黑。出租车司机不太愿意往里开,在路口就把他们放下了。两个人摸黑走了几分钟,拆解厂的大铁门关着,但门卫室的灯亮着,透出一小片昏黄的光。
沈知微敲了敲门卫室的窗户。过了几秒,门从里面拉开一条缝,门卫老头探出头来看了一眼,认出了她。他没说话,把铁门推开一条足够侧身通过的缝,朝厂区深处偏了一下头,然后缩回门卫室里去了。
厂区里比外面更黑。月光被云层挡着,只有几盏应急灯在远处偶尔闪一下。沈知微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束照着碎石路往前延伸。走到那间铁皮棚子前面的时候,周建国已经从棚子里出来了,站在门口等着。他手里拿着一把钥匙和一支手电筒,看到他们来了,转过身往厂区更深处走。
“在后面。最里面那间仓库,从外面看是空的,里面隔了一层。”他的声音被手电筒的光束引着,在黑暗里走得很快。沈知微和顾深寒跟在后面,绕过几堆压扁的车壳和一堆轮胎,走到厂区最深处的一间独立铁皮仓库前面。仓库的门很大,挂着一把生锈的旧锁。周建国把钥匙插进去拧了两下,锁簧弹开。他用力推开门,铁皮门轴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在空旷的厂区里回荡了好几秒。
仓库里面堆着一些旧机器零件和废铁,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铁锈味。周建国走到仓库后墙,把靠墙的一排废铁皮搬开,露出后面一块跟墙面颜色几乎一样的挡板。他把挡板抽掉,手电筒的光照进去——里面停着一辆车。白色的厢式货车,车身蒙着厚厚一层灰,轮胎全瘪了,驾驶室的玻璃碎了半边,用一块旧帆布遮着。车身的漆面剥落得厉害,但车架号的位置还看得清,跟沈知微备忘录里那串数字完全一致。
她站在那辆车前面,手电筒的光照在车头上。十四年了,这辆车被藏在拆解厂最深处,外面堆着废铁,里面砌着隔墙。周建国把它留了十四年,没有拆解,没有报废,没有让任何人靠近过。
“2008年7月15号晚上我把它开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动过。”周建国站在她旁边,手电筒垂在身侧,“厂里人来人往,但没有人知道这间仓库里面还有一层。我堂弟知道,他帮我把挡板做上去之后就再也没有问过。他两年前出车祸走了,现在知道这辆车的只剩我和你。”
沈知微绕着车走了一圈。车身左侧有一道很长的刮痕,从后视镜位置一直延伸到车尾,金属表面被蹭掉了一层漆,露出底下锈蚀的钢板。这就是撞上父亲轿车时留下的痕迹。她蹲下来看那道刮痕,用手电筒照着边缘的变形——金属向内凹陷的形状跟杨警官记录里描述的“接触点痕迹”完全吻合。
“车门夹层。”她站起来,看着周建国。
周建国走到驾驶座一侧,伸手把那扇歪斜的车门拉开。门轴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门板上的玻璃碎渣落了一地。他用手电筒照着车门内侧的金属框架,夹层的位置有一条被撬开过的缝隙,边缘的金属翻卷着,跟之前在拆解厂找到的那扇车门的撬痕一模一样。但夹层里面是空的。
“你父亲出事之前,把东西塞进了夹层里。我后来取走了那张纸条,但夹层最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卡在缝里,我没敢用力掏,怕弄坏了。”周建国把手电筒递给沈知微,让她照着,然后自己伸手探进夹层最深处,手指在缝隙里摸索了一会儿,捏住一个很小的东西,慢慢抽出来。
那是一个透明的小塑料自封袋,里面装着一张折叠的纸片和一枚金属片。纸片很小,只有巴掌的一半大,是从什么本子上撕下来的角落,上面用蓝黑墨水写了一行字。沈知微把纸片展开,手电筒的光照着那行字——父亲的手写笔迹,笔画有些潦草,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如果我出事,这枚车牌是证据。货车套牌,原车是真牌。”
金属片是一块被剪下来的车牌照碎片,大约只有四分之一大小,上面残留着三个字母和两个数字。沈知微把那枚碎片翻过来,背面有一道刻痕,像是被人用刀尖划出来的痕迹,形状是一个很浅的三角形。她在脑子里快速比对了一下——这块碎片上的字母和数字,跟周建国那辆白色货车在2008年7月14日晚上使用的套牌号码,前几位完全一致。但碎片本身是老旧的,边缘被剪得参差不齐,背面的刻痕是后来加上去的。
“这块车牌是我从车上拆下来的。”周建国说,“那天晚上开回来之后,我把套牌卸了,本来想扔,但你父亲在车上跟我说过一句话——‘套牌是假的,真牌是证据。’我把这块碎片剪下来留着了。背面的三角形是陈海生后来刻上去的。他2019年最后一次来见我的时候说,三角形代表三个点——恒泰仓库、北出口仓库、事故现场。他把这块碎片留给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来查,这块碎片能证明那辆套牌车跟真正的车牌持有者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