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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说三个月,实际上用了四个月。
不是他偷懒,是问题太多了。
我坐在御书房里,看着一封封从福建送来的信,每一封都在讲遇到的新问题。有时候一天能收到两三封,信使骑着快马,一路从福建奔到北京,马蹄声咚咚咚地响,扬起一路尘土。信送到我手里的时候,纸张上还带着马汗的味道,混着福建那边潮湿的海风气息。那味道很特别,咸咸的,湿漉漉的,像是能闻到大海的呼吸。
我每次展开信纸,都能感觉到纸张的温度——有时候是温热的,大概是信使贴身藏着,用体温护着,怕被雨水打湿。有时候是冰凉的,大概是一路上遇到了风雪,冻透了。纸张的边缘有些卷曲,摸上去有种说不出的质感,粗糙中带着韧性,像是经历了千山万水才到我手里。
第一个问题出在龙骨上。
我要求龙骨用整根樟木,不得拼接。但十二丈长的整根樟木,整个福建都找不到。最长的一根只有九丈,还是从闽北深山里砍下来的,运到马尾花了半个月。那根木头粗得要四个人才能合抱,树皮上还带着山里的青苔味,湿漉漉的,闻着有股子腐叶的气息。我看着郑芝龙送来的木料样本——一小块樟木片,用手摸上去粗糙不平,木纹清晰可见,指尖能感觉到那些细密的纹路,像是树木生长时留下的年轮印记。
樟木的味道很特别,有种清凉的香气,闻着让人精神一振。那味道钻进鼻子里,带着一股子山林的野性,混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我把那块木片放在鼻子子——根扎进岩石缝里,枝叶伸向天空,经历了无数次风雨雷电。
郑芝龙急了,给我写信,信纸上的墨迹有些晕开,大概是他写得太急,手心出了汗,或者是福建那边的潮气太重,墨汁还没干透就被雾气浸湿了。我展开信纸的时候,纸张有些发软,边缘微微卷曲,摸上去湿乎乎的。信上写着:陛下,十二丈的整根樟木找不到。小人想了个法子——用两根木头接起来,接口处用铁箍箍紧,再用桐油灰封死。小人试过,接口处的强度不比整根木头差多少。
我坐在御书房里,手指摩挲着那张信纸,思考了很久。窗外的蝉鸣声此起彼伏,吱吱吱地叫个不停,吵得人心烦意乱。七月的北京闷热得像个蒸笼,汗水顺着脖颈往下流,衣领被汗水浸湿了一圈,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难受得很。我能感觉到汗珠在后背上滑落,一滴一滴的,痒痒的,但又不好意思当着王福的面去挠。
我想了想,回信:可以。但接口处要用斜接,不能用平接。斜接的接触面积大,受力更均匀。接口处除了铁箍,再加铜钉固定。
写这封回信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出前世的画面——那是在大学的结构力学课上,老教授在黑板上画木结构的拼接方式。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地响,画出一个个斜切的接口,白色的粉笔灰飘在空气里,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教授说,斜接比平接强度高三成以上,因为接触面积大,应力分布更均匀。
那时候我坐在教室的第三排,手里拿着圆珠笔在笔记本上记录,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和粉笔声混在一起。窗外是现代化的校园,玻璃幕墙的教学楼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空调吹出的冷风让人昏昏欲睡,但我还是认真地记着笔记,因为我知道这些知识将来会用得上——只是没想到,会在四百年前的大明朝用上。
现在我坐在紫禁城的御书房里,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窗外是红墙黄瓦的宫殿。时空变了,但知识没变。那些刻在脑子里的原理,穿越了四百年的时光,在这个时代重新发挥作用。
郑芝龙照做了,效果不错。他后来又写信来,说接口处严丝合缝,用锤子敲都敲不松。信里还夹了一张图纸,用炭笔画的,线条有些粗糙,但能看清楚接口的结构。我把图纸展开,仔细端详,手指顺着那些线条摸过去,能感觉到纸面上炭笔留下的细微凸起。那些线条画得很用力,有的地方炭笔都戳破了纸,可见郑芝龙画图的时候有多认真。
第二个问题出在肋骨上。
肋骨要用火烤弯曲,但弯曲的角度很难控制。烤过头了,木头会裂,裂开的时候咔嚓一声,像是骨头断了,那声音听着让人心里一紧。烤不够,弯不到位,硬掰的话木头会崩出毛刺,扎得人手疼,有时候毛刺会扎进肉里,拔出来的时候还会带出一点血。前面几根肋骨废了好几根,木匠们摸不准火候,急得直冒汗,汗水滴在火堆旁边的地上,滋的一声就蒸发了。
郑芝龙在信里描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能想象出来——一群木匠围着火堆,火光照在他们脸上,映出一张张焦急的脸。木头在火上烤着,发出噼啪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烧焦的味道,混着汗味和海风的咸腥味。有人拿着木头往模子上比,有人在旁边喊再烤一会儿,有人说够了够了,快拿下来。然后咔嚓一声,木头裂了,所有人都叹了口气,又得重新来过。
郑芝龙想了个办法——先做一个木模子,把需要的弯曲形状刻在模子上。烤木头的时候,一边烤一边往模子上比,弯到和模子一样就停。
这个办法笨,但管用。就像前世工厂里的样板一样,虽然不高科技,但实用。我记得在船厂实习的时候,老师傅们也是这么干的——做一个标准件,然后照着标准件批量生产。那些老师傅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手上全是老茧,但做出来的东西精度高得惊人。他们不需要什么高科技设备,就靠一双手和几十年的经验,就能把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
我当时问过一个老师傅,他怎么能做得这么精确。他笑着说,手感。什么叫手感?就是摸一下就知道对不对,看一眼就知道差多少。这种东西教不了,只能靠时间磨出来。
现在郑芝龙手下的木匠们也在磨这个手感。后来木匠们越做越熟练,废品率从一开始的三成降到了不到一成。郑芝龙在信里说,现在的木匠闭着眼睛都能烤出标准的弧度来。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得意,我能想象出他写这封信时候的表情——眉毛扬起来,嘴角带着笑,那种完成了一件难事之后的轻松和自豪。
第三个问题出在船板上。
双层船板,外层用铁力木,内层用杉木。铁力木硬得像铁,刀砍上去都留不下印子,更别说用锯子锯了。木匠们锯了一天,才锯下来一块巴掌大的板子,锯条断了三根。锯木头的时候吱吱嘎嘎地响,听着牙根都发酸,那声音像是有人在用指甲刮黑板,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郑芝龙在信里抱怨说,木匠们的手都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手掌上全是老茧和血痂。有个老木匠说,他干了三十年木工,从来没见过这么硬的木头,这哪里是木头,这是铁疙瘩。
郑芝龙骂了一句娘,然后改了方案——外层不用铁力木了,改用柚木。柚木没有铁力木那么硬,但也够硬了,而且好加工得多。最关键的是,柚木天然含油脂,防水防腐,特别适合造船。柚木锯开的时候有股淡淡的香味,像是檀香,闻着让人心定,那种香味能让人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
柚木从哪里来?广东。
赵参鲁又写了一道公文,从广东调了一批柚木过来。公文走了半个月,木料又运了半个月,一个月就这么过去了。我收到赵参鲁的回复时,纸上盖着工部的大印,红色的印泥在白纸上格外醒目,还能闻到印泥那股特有的味道——一种混合了朱砂和油脂的气味,有点刺鼻,但又让人觉得正式和庄重。
这就是为什么三个月变成了四个月。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时间去解决,每一个方案都需要时间去验证。我在北京等着,心里着急,但又不能催得太紧。造船不是儿戏,急不得。一步错,步步错,到时候船造出来了,下水就沉,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第四个问题出在铜皮上。
我要求船底包铜皮,但铜皮怎么钉在船底上,是个技术难题。铜钉钉进木头里,时间长了木头会腐烂,铜钉就松了,铜皮就掉了。铜皮掉在海里的时候会发出咚的一声,像是船在叹气。
郑芝龙试了好几种办法。先是用铜钉直接钉,不行,钉子太短抓不住木头,钉进去的时候叮叮当当地响,但钉得不深,用手一拽就能拽下来。又试了用铁钉,更不行,铁钉在海水里生锈,锈水会腐蚀铜皮,腐蚀的地方会变成绿色,像是长了霉,摸上去黏糊糊的,还有股子铁锈的腥味。
我收到郑芝龙关于铁钉生锈的报告时,心里咯噔一下。前世我在船厂实习的时候,老师傅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不同金属接触会产生电化学腐蚀,铁和铜放在一起,在海水这种电解质溶液里,腐蚀速度会加快好几倍。这是基本的化学常识,但在这个时代,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知道不能这么干。
最后他想了个办法——先在船底刷一层厚厚的桐油灰,趁桐油灰没干的时候把铜皮贴上去,再用铜钉固定。桐油灰干了之后变得很硬,把铜皮牢牢地粘在船底上,铜钉只是起辅助固定的作用。桐油灰刷上去的时候有股刺鼻的味道,呛得人直咳嗽,那味道钻进鼻子里,辣辣的,眼泪都要被呛出来。但干了之后就没味了,摸上去硬邦邦的,像是石头一样。
这个办法管用了。我看到郑芝龙送来的样品——一小块包了铜皮的木板,用手摸上去,铜皮和木板之间严丝合缝,一点缝隙都没有。我用指甲抠了抠边缘,抠不动,铜皮贴得死死的。铜皮的表面很光滑,在烛光下泛着金色的光泽,摸上去冰凉冰凉的,有种金属特有的质感。
第五个问题出在桅杆上。
三根桅杆,主桅最高,八丈。八丈高的整根杉木倒是找到了,但立起来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桅杆太细了,风一吹就晃,挂上帆之后晃得更厉害,感觉随时要折断。桅杆晃的时候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像是在呻吟,那声音听着让人心惊肉跳,生怕下一秒桅杆就断了。
郑芝龙在信里说,他第一次看到桅杆晃成那样,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那天风不大,也就三四级的样子,但桅杆晃得像是要跳舞,顶端划出一个大大的弧线。他站在船上,看着桅杆晃来晃去,脑子里全是桅杆断裂、砸在甲板上的画面。
郑芝龙在桅杆两侧加了支索——从桅杆顶部拉两根粗麻绳到船舷两侧,把桅杆拉住。又在桅杆前后各加了一根前支索和后支索。四根索具把桅杆固定在中间,不管风从哪个方向吹,桅杆都不会晃了。麻绳绷紧的时候嘣嘣地响,像是琴弦,那声音低沉而有力,听着让人心安。
这些支索的布置方式,和我在前世看到的风帆战舰资料里的差不多。那是在一本旧书里看到的,书页已经发黄,边角都卷起来了,但里面的插图画得很详细——十八世纪的欧洲战舰,桅杆上密密麻麻的索具,像是蜘蛛网一样复杂。我当时看得入迷,用手指顺着那些线条一根一根地数,想象着那些巨大的帆船在海上航行的样子。
那本书是在大学图书馆的角落里找到的,封面都掉了,也不知道是谁捐的。我翻开第一页,里面还夹着一张发黄的书签,上面用钢笔写着1987年购于旧书摊。那时候我还感慨,这本书比我年纪都大,没想到有一天我会用上里面的知识。
郑芝龙没看过那些资料,但他凭经验摸索出了几乎一样的方案。这个人确实有天赋。不只是天赋,还有那种不服输的劲头——遇到问题不是抱怨,而是想办法解决。这种人在哪个时代都是宝贝。
第六个问题出在炮门上。
船身两侧开炮门,炮门要能开能关。关着的时候要防水,开着的时候要够大,让炮管伸出去。
郑芝龙做了一个活动的炮门盖——用厚木板做成,上边用铁铰链连在船身上,下边用插销固定。要开炮的时候,拔掉插销,炮门盖往上翻开,炮管伸出去。打完了,炮门盖放下来,插上插销,严丝合缝。铰链转动的时候咯吱咯吱地响,像是生锈的门轴,那声音有点刺耳,但很结实,能感觉到金属之间摩擦的力量。
炮门盖的内侧刷了桐油,外侧包了一层薄铜皮,防水效果很好。郑芝龙在信里说,他们做了个试验——把炮门盖泡在海水里三天三夜,拿出来之后一点水都没渗进去。我能想象出他们做试验的场景——一群人围在海边,盯着那块泡在水里的木板,三天后捞起来,掰开一看,里面干干的,然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笑容。
郑芝龙还在信里附了一张炮门的草图,画得很详细,连铰链的位置、插销的长度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我看着那张图,心里涌起一股暖意。这个人做事真是认真,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这些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一个一个地试,一个一个地改。
四个月的时间,就是这么花掉的。
我在北京看着一封封的信和密报,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今天说龙骨接好了,高兴,心里像是喝了一口热茶,暖洋洋的,整个人都轻松了几分。明天说船板裂了,着急,心里像是压了一块石头,闷得慌,整晚都睡不好,翻来覆去地想着怎么办。后天说铜皮贴上了,又高兴,觉得天都亮了几分,连窗外的鸟叫声都变得悦耳起来。大后天说桅杆晃得厉害,又着急,整晚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想办法,脑子里全是桅杆断裂、船只倾覆的画面。
但总的趋势是向好的。
问题在减少,进度在加快。每一封信都能看到进展,每一份密报都能看到希望。我把这些信和密报都收在一个专门的匣子里,匣子是紫檀木的,打开的时候有股淡淡的木香。每次打开匣子,看着里面越来越厚的信件,我就觉得那艘船离下水又近了一步。
有时候深夜批完奏折,我会打开那个匣子,把里面的信一封一封拿出来,按时间顺序重新看一遍。从第一封陛下,龙骨找不到整根的到最近一封陛下,炮门试验成功,每一封信都记录着一个问题的解决,每一封信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我看着这些信,能感觉到郑芝龙和那些木匠们的辛苦。他们在福建的造船厂里,顶着烈日,吹着海风,一锤一锤地敲,一刀一刀地削,一块一块地拼。他们的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他们的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他们累了就在船厂的角落里躺一会儿,醒了继续干。
这艘船,是他们用血汗造出来的。
到了七月底,郑芝龙的信里终于出现了一句让我等了很久的话:
陛下,船造好了。
就这么简单的五个字。
但我看到这五个字的时候,手都在抖。不是害怕,是激动,是那种等了很久的东西终于到手的激动。我的手指攥紧了信纸,纸张被捏得皱巴巴的,发出沙沙的声音。
信的后面还有几句话:船造好了,但还没下水。小人想请陛下定个日子,小人挑个好日子下水。海上的人讲究这个,第一艘船下水,要挑黄道吉日,要祭妈祖,要放鞭炮,要热热闹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