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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龙。

这个名字，在万历十五年的大明朝，已经不太有人提了。

他今年五十六岁，江西丰城人，嘉靖年间的武举人。打过倭寇，平过叛乱，在云南和缅甸人干过仗，一辈子南征北战，身上的伤疤比勋章还多。

但他现在赋闲在家。

原因很简单——他得罪人了。

万历十一年，他在云南打缅甸人的时候，和当地的巡抚闹了矛盾。巡抚说他杀良冒功，他说巡抚贪墨军饷。两个人互相弹劾，闹到了朝廷。最后的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巡抚被调走了，他也被免了职。

从那以后，他就回了老家丰城，种地、喝酒、练刀，等着朝廷想起他来。

等了四年，没人想起他。

直到我想起了他。

我想起他，不是因为他现在有多厉害，而是因为我知道他将来会做什么。

在原来的历史上，万历二十六年，朝鲜之役，邓子龙以七十岁高龄率水师援朝，在露梁海战中和日本水军血战，最终战死沙场。

一个七十岁的老将，在海上和敌人拼命，战死了。

这个人，有血性。

而且他懂水战。他在云南的时候，就在洱海上打过水仗，用火攻烧了缅甸人的船队。虽然洱海和大海不一样，但水战的基本原理是相通的——利用风向、利用水流、利用火攻、利用阵型。

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老将。

郑芝龙懂船、懂海、懂怎么打海盗，但他不懂怎么带兵。他是海盗出身，海盗的打法是一窝蜂地冲上去，砍完了就跑。这种打法对付商船和小股海盗还行，对付正规军就不够看了。

邓子龙不一样。他是正经的军人，打了一辈子仗，懂阵法、懂纪律、懂怎么把一群乌合之众变成一支军队。

郑芝龙负责船和海，邓子龙负责兵和阵。

两个人搭配，刚好互补。

六月初，我下了一道旨意，召邓子龙进京。

旨意到丰城的时候，邓子龙正在院子里劈柴。

传旨的太监说，邓子龙听到旨意的时候，手里的斧头差点掉在脚上。他愣了好一会儿，然后扑通一声跪下来，磕了三个头，磕得额头都红了。

臣邓子龙，领旨谢恩！

他的声音很大，大得整条街都听到了。邻居们纷纷探出头来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三天后，邓子龙到了北京。

他没有坐轿子，也没有坐马车，是骑马来的。从丰城到北京，两千多里路，他骑了十二天。

我在御书房见了他。

他跪在地上的时候，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番。

五十六岁的人了，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像是刀刻出来的。但他的身板很直，跪在那里像一根铁柱子，纹丝不动。他的手很大，指节粗壮，虎口处有厚厚的老茧——那是握刀握出来的。

起来吧。我说。

他站起来，目光炯炯地看着我。那双眼睛不像一个五十六岁老人的眼睛，亮得像两颗铜铃，里面有一种我很熟悉的东西——杀气。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杀气，是一种沉淀了几十年的、内敛的、随时可以爆发的杀气。

邓子龙，朕叫你来，是有一件事要交给你。

陛下请讲，末将万死不辞。他的声音洪亮，在御书房里嗡嗡地回响。

朕在福建建了一支水师，五艘新式战船，一千名水手。朕要你去当这支水师的副将。

他愣了一下。

水师？

对，水师。

末将……末将是陆军出身，水战虽然打过几次，但……

朕知道。我打断他，朕不需要你去操船，操船的事有人管。朕需要你去带兵。一千个水手，现在只会操帆操炮，但不会打仗。朕需要你把他们变成军人——有纪律的、能服从命令的、能在战场上不怕死的军人。

邓子龙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他的眼睛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