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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六年二月十一，早朝。

大殿里站满了人。

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一排一排地站着，朝服的颜色从前面的红色渐变到后面的蓝色，像是一幅渐变色的画。大殿的立柱上缠着金龙，龙头朝下，张着嘴，像是在俯视着殿下的群臣。

我坐在龙椅上，面前的御案上放着那份户部的关税报告。

早朝的前半段是例行公事——各部汇报工作，几个御史弹劾了几个地方官，户部报告了春耕的准备情况。我一一听了，该批的批，该驳的驳，不紧不慢。

等例行公事处理完了，我开口了。

诸位爱卿，朕今天有一件事要和大家说。

大殿里安静了一下。

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龙椅。

去年三月，朕下旨开海禁，在福建、广东、浙江、山东四省开放港口，允许商人合法出海贸易。我的声音不大，但大殿的回音把它放大了好几倍，当时朝堂上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有人说开海会导致白银外流，有人说会引来海盗，有人说会让百姓流离失所。

我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殿下的群臣。

有几个人的表情变了——那些当初反对开海的人，脸上露出了不安的神色。他们大概猜到我要说什么了。

现在，一年过去了。我说，朕手里有一份户部的关税报告。朕念给大家听听。

我拿起报告，翻开第一页。

万历十五年三月至万历十六年正月，福建各港口关税收入——五十三万两。

大殿里响起一阵极轻的嗡嗡声。

广东各港口关税收入——三十八万两。

嗡嗡声变大了。

浙江各港口关税收入——二十二万两。

有人开始交头接耳了。

山东各港口关税收入——八万两。

我放下报告，看着殿下的群臣。

四省合计——一百二十一万三千七百四十二两。

大殿里炸了锅。

嗡嗡声变成了嗡嗡嗡嗡的轰鸣声，像是捅了一个马蜂窝。几百个人同时在说话，有的惊讶，有的不信，有的在问旁边的人多少？多少？

我没有制止他们。

我让他们嗡嗡了一会儿。

等声音渐渐小了，我才继续说。

一百二十一万两。这是开海禁第一年的关税收入。我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念一份工程报告，朕之前的预估是六十万两。实际收入是预估的两倍。

大殿里又安静了。

这次是真的安静——安静到能听到窗外的鸟叫声。

朕再给大家算一笔账。我说，去年国库的岁入是七百二十万两。一百二十一万两的关税收入，占岁入的将近两成。换句话说，光是开海禁这一项政策，就让国库的收入增加了将近两成。

我停顿了一下，让这个数字在每个人的脑子里沉淀一下。

两成。我重复了一遍，不是两厘，不是两分，是两成。

大殿里鸦雀无声。

我看到申时行站在最前面，低着头，嘴角微微上翘——他在笑。但笑得很克制，只有站在他旁边的人才能看到。

现在，我的目光扫过殿下的群臣，朕想问问——当初反对开海的那些爱卿，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沉默。

长长的沉默。

没有人站出来。

那些当初慷慨陈词、引经据典、声泪俱下地反对开海的人，此刻一个个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靴子尖，像是靴子上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我等了一会儿，没人说话。

没有人要说？我又问了一遍。

还是没有人。

我正准备继续说下去，一个人站了出来。

是都察院的右副都御史李植。

这个人我有印象——他是朝堂上最顽固的保守派之一，去年反对开海的时候，他上了三道奏折，每道都写了几千字，引经据典，从三皇五帝一直说到本朝太祖，论证海禁乃祖宗之法，不可轻废。

陛下。李植站出来，弯腰行礼，臣有一言。

陛下所言关税收入，臣不敢质疑。但臣想问——这一百二十一万两银子，是从哪里来的？

从关税来的。我说，朕刚才说了。

臣知道是从关税来的。李植的声音不卑不亢，臣问的是——这些银子，原本是谁的？

我看着他，等他继续说。

陛下，商人出海贸易，赚了银子，朝廷收关税。这些银子看起来是凭空多出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它们原本是百姓的银子——百姓买丝绸、买瓷器、买茶叶，银子流到商人手里，商人出海卖掉，赚了差价，朝廷再从差价里抽一份。说到底，这些银子还是从百姓身上来的。

他说完，大殿里又响起了一阵嗡嗡声。

有几个人在点头——李植的这番话听起来有几分道理。

但我笑了。

李御史，你说的不对。

臣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