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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六年三月初三。

沈一贯的详细方案送上来了。

比我预想的要快——他只用了八天就写出了一份将近两万字的方案。折子厚厚一沓，用蝇头小楷写得密密麻麻，每一页都写满了，连边角都没浪费。

我花了一整个下午看完。

不得不说，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方案里把钱庄的选址、人员配置、运营规则、凭证格式、防伪手段、监督机制都写得清清楚楚。他甚至画了一张图，标出了第一批钱庄应该设在哪些城市——北京、南京、杭州、福州、广州、苏州、扬州、天津，八个商贸最繁荣的城市。

每个钱庄的启动资金他也算了——每处十万两，八处共八十万两。加上运营费用、人员俸禄、凭证印制等杂项，第一年大约需要一百二十万两。

一百二十万两。

差不多是去年关税收入的总额。

这个数字让我皱了皱眉。

不是拿不出来，而是拿出来之后，其他地方就紧了。今年的军费预算已经定了，水师扩建的银子也拨了，格致学堂的经费也不能砍。再拿一百二十万两出来搞钱庄，国库就要见底了。

我放下折子，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天花板上画着龙凤呈祥的图案，金色和红色交织在一起，在烛光下闪闪发亮。我盯着那条金龙的眼睛看了一会儿，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

国债。

这个词像一道闪电一样劈进了我的脑子。

如果国库的银子不够，为什么不能向民间借？

朝廷发行国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连本带息偿还。商人和富户买了国债，相当于把银子借给朝廷；朝廷拿到银子去搞建设，等建设产生了收益，再把银子还回去。

这不就是现代政府最常用的融资手段吗？

我的心跳又加速了。

国债这个东西，在前世是再普通不过的金融工具。美国国债、日本国债、中国国债，每个国家都在发。政府缺钱了就发国债，市场上有的是人愿意买——因为国债是最安全的投资，背后有国家信用做担保。

但在明朝……

我的兴奋劲儿慢慢冷了下来。

在明朝发国债？

我仔细想了想，越想越觉得不行。

第一个问题——信用。

国债的基础是国家信用。买国债的人相信政府会还钱，所以才愿意买。但明朝的朝廷有信用吗？

宝钞的前车之鉴就在那里。洪武年间发行宝钞，一开始还好，后来朝廷缺钱就拼命印，印到最后一贯宝钞连一文钱都不值。老百姓被坑惨了，到现在提起宝钞还骂娘。

在这种背景下发国债，谁敢买？

你说朝廷保证还钱？宝钞的时候朝廷也保证了，结果呢？

第二个问题——金融体系。

国债需要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来支撑。发行、交易、兑付，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的机构和人才。现代社会有证券交易所、有银行、有评级机构、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明朝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连银行都还没建起来，就想发国债？这不是还没学会走就想跑吗？

第三个问题——利率。

国债要付利息。利息定多少？定低了没人买，定高了朝廷还不起。而且明朝没有成熟的利率体系，民间借贷的利率五花八门，从年息一分到月息三分都有。在这种混乱的市场里定一个合理的国债利率，几乎不可能。

第四个问题——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观念。

这个时代的人，从皇帝到百姓，都认为朝廷是不应该借钱的。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向臣民借钱？这不是丢人吗？这不是说明朝廷穷得揭不开锅了吗？

如果我现在宣布发行国债，朝堂上那帮人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先进的金融工具——他们会觉得皇帝疯了。

然后御史们会蜂拥而上，弹劾我有失国体与民争利动摇国本。

然后民间会传开——皇帝要向老百姓借钱了，朝廷是不是要完了？

然后人心惶惶，物价飞涨，社会动荡。

一个好好的金融创新，变成了一场政治灾难。

我叹了口气。

不行。

现在不行。

国债这个东西，至少要等银行制度建立起来、运行稳定之后，才能考虑。而银行制度本身，从筹建到运营到取得百姓的信任，至少需要三到五年。

也就是说，国债这个事情，最早也要五年以后才能提上日程。

五年。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五年后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那时候我三十一岁。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到那时候，银行制度应该已经在几个主要城市站稳了脚跟，商人和百姓也习惯了用凭证代替白银进行交易。在这个基础上，再小规模地试发一批国债，看看市场的反应。

如果反应好，再逐步扩大规模。

如果反应不好，就收回来，再等几年。

急不得。

真的急不得。

我拿起毛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几行字：

国债构想——万历二十一年以后再议。前提条件：一、官办钱庄运营满三年且信誉良好；二、凭证在市面上流通顺畅，百姓接受度高；三、朝廷财政状况稳定，有足够的偿债能力；四、培养出一批懂金融的官员。

写完之后，我又想了想，加了一行：

切记——不可操之过急。宝钞的教训就在眼前。信用这个东西，建立起来需要十年，毁掉只需要一天。

我把这张纸吹干，折好，放进暗格里。

暗格里的东西又多了一样。

我关上暗格，重新拿起沈一贯的方案。

国债的事先放一放，眼前的事是把银行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