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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六年四月初八。

春末了。

御花园里的梅花早就谢了，换成了牡丹和芍药。大朵大朵的花开得热闹，红的紫的白的粉的，挤在一起像是在比谁更好看。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花香，甜得有点腻。

但我没心思看花。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早朝上，户部尚书王遴宣读了一份报告——《商税改革一年总结》。

报告很长，王遴念了将近半个时辰。他的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念一份账本，每一个数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大殿里安静得只有他的声音和偶尔翻纸的沙沙声。

核心数据是这样的：

商税改革推行一年，全国商税收入从原来的每年八十万两增长到了二百一十万两。增长了将近两倍。

加上关税收入一百二十一万两，仅商税和关税两项，就为国库增加了二百五十多万两的收入。

万历十五年，国库岁入总额达到了九百七十万两——这是大明开国以来的最高纪录。

王遴念完之后，大殿里安静了一会儿。

然后爆发了一阵嗡嗡声。

九百七十万两。

这个数字太震撼了。

要知道，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的巅峰时期，国库岁入也不过七百万两出头。而现在，一年之内就增加了将近三百万两。

我坐在龙椅上，面无表情地听着殿下的嗡嗡声。

其实这个数字我早就知道了——户部的报告在早朝之前就送到了我的御案上，我昨天晚上就看过了。但我让王遴在早朝上当众宣读，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听到。

数据是最好的武器。

比任何雄辩都有力。

诸位爱卿。我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大殿立刻安静了下来，数据就在这里。商税改革和开海禁的成效，不需要朕多说了。

没有人反对。

一个都没有。

那些曾经在朝堂上慷慨陈词反对开海的人，那些上过奏折说海禁乃祖宗之法的人，那些私下串联想要阻挠改革的人——此刻全都低着头，一声不吭。

勋贵那一列更是安静得像一排石像。

成国公朱应桢站在最前面，腰弯得比谁都低。英国公张元功目光低垂，盯着自己的靴子尖。定国公徐文璧面无表情，但站得规规矩矩。

他们已经站队了。

半个月前，三个国公带头，京中勋贵纷纷向户部提交了名下产业的清单，主动要求按新税法缴税。消息传出去之后，那些还在观望的勋贵也坐不住了——连三个国公都服软了，他们还硬撑什么？

于是一个接一个地交了清单。

藩王那边也消停了。我亲自给楚王、蜀王、周王写了信——信的内容很客气，但意思很明确：交税是国策，没有例外。信里没有提任何威胁的话，但三个藩王都很快回了信，表示愿遵朝廷之令。

他们大概也听说了三个国公在养心殿里的遭遇。

消息这种东西，在官场上传得比风还快。

我看了一眼右副都御史李植。

他站在队列里，低着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上次在朝堂上被我用数据驳得哑口无言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上过反对开海的奏折。不知道是想通了，还是认命了。

朕宣布——我站起来，声音提高了一些，从今日起，开海禁和商税改革正式成为大明的基本国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反对或阻挠。违者，以抗旨论处。

臣等遵旨。

几百个人齐声说，声音在大殿里回荡，嗡嗡嗡的，像是一口大钟被敲响了。

我又说了几件事。

第一，着户部在三个月内完成商税条例和关税条例的修订，形成正式法令，颁行天下。

第二，在原有六个港口的基础上，再增开宁波和泉州两个港口。

第三，设立海关总署，统一管理全国的关税征收，直接对户部负责。

每一条都有人附议，没有人反对。

早朝结束了。

群臣鱼贯而出，脚步声在大殿里回荡，沙沙沙的，像是一阵风吹过树林。

退朝之后，申时行留了下来。

他站在殿门口，等群臣都走了，才慢慢走到我面前。

陛下。他拱了拱手，声音慢吞吞的，像是每个字都要在嘴里滚三圈才肯放出来，臣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陛下这两年推行的改革，成效有目共睹。商税增长、关税大增、国库充盈——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功绩。申时行顿了一下，但臣想提醒陛下一句——赢了，不要庆祝。

我看着他。

为什么？

因为庆祝会让人松懈。申时行说，陛下赢了这场博弈，勋贵们服了，反对的声音没了。但这不代表他们真心服了——他们只是暂时服了。等风头过了，等陛下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他们还会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