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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八。

圣旨下了。

七家藩王——蜀王、楚王、鲁王、代王、沈王、唐王、靖江王——全部以勾结宁王、图谋不轨的罪名被废爵、削封。王府查抄，家产充公，所有宗室成员迁居凤阳高墙，终身不得离开。

圣旨是申时行起草的，我亲自用朱笔批了字。

批字的时候，朱笔在纸上停了一瞬。只有一瞬。然后我落了笔，字写得很稳，没有一丝犹豫的痕迹。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一瞬间的停顿意味着什么。

十一月初十。

锦衣卫开始执行圣旨。

七路人马同时出发，分赴七个藩王的封地。每一路都带着圣旨、锁链和足够的兵力。

消息传开之后，朝堂上炸了锅。

弹劾的奏折像雪片一样飞进来。有人说我株连过广，有人说我罗织罪名，有人说我违背祖制，有人说我残害宗室。

最激烈的是一个叫雒于仁的御史。他上了一道长达三千字的奏折，逐条分析七家藩王的，指出其中至少三家——沈王、唐王、靖江王——的罪证完全站不住脚。

陛下以莫须有之罪名废黜宗室，此与秦皇暴政何异？

秦皇暴政。

我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手里的朱笔停了一下。

秦始皇。

雒于仁把我比作秦始皇。

我放下奏折，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秦始皇。

说实话，这个比喻不算太离谱。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废分封，设郡县，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他做的事和我现在做的事，本质上是一样的——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秦始皇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焚书坑儒，不惜株连无辜。

我现在做的事，和他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我知道那些人是无辜的。

秦始皇坑儒的时候，也许真的觉得那些儒生该死。但我不一样。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沈王、唐王、靖江王是无辜的。他们没有参与宁王的阴谋，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朝廷的事。他们唯一的，就是他们是藩王。

我明知他们无辜，还是下了手。

这比秦始皇更可怕。

因为秦始皇可能是真的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而我，是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还是做了。

我睁开眼睛，拿起雒于仁的奏折，又看了一遍。

然后我提起朱笔，在奏折上批了六个字——知道了，留中。

留中，就是不处理。不批准，也不驳回，就这么放着。

这是我能给雒于仁的最大善意了。如果我驳回他的奏折，就等于公开否定他的观点，堵住了所有人的嘴。如果我批准他的奏折，就等于承认自己做错了，削藩的事就前功尽弃。

留中，是一个模糊的态度。

意思是——朕听到了你的声音，但朕不会改变决定。

十一月十五。

靖江王的消息传来了。

锦衣卫到桂林的时候，靖江王朱任晟正在王府的花园里画画。

他是个文人，不问政事，平时就喜欢写字画画、吟诗作赋。他的画在江南很有名，据说连一些文人墨客都以收藏他的画为荣。

锦衣卫宣读圣旨的时候，他正在画一幅山水。

据锦衣卫的报告，他听完圣旨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放下画笔，把那幅没画完的山水卷起来，交给身边的侍从，说了一句话——

替我把这幅画送到京城，送给陛下。就说——靖江王朱任晟，一生不问政事，不结党，不营私。此画未完，如同臣之冤屈，无处可诉。

然后他平静地跟着锦衣卫走了。

没有反抗，没有哭闹，没有喊冤。

只是在走出王府大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座住了一辈子的府邸，然后转过身去，再也没有回头。

阿七把这个消息报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御书房里批奏折。

我听完之后，手里的朱笔停在了半空中。

墨汁从笔尖滴下来，落在奏折上，洇开了一个黑色的圆点。

画呢？我问。

在路上了。阿七说，大概半个月后到京城。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阿七退了出去。

我一个人坐在御书房里，看着奏折上那个墨点。

靖江王朱任晟。

一个画画的人。一个不问政事的人。一个和宁王的造反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他被我废了爵，抄了家，要在凤阳的高墙里度过余生。

因为他是藩王。

仅此而已。

我放下朱笔，站起来，走到窗前。

雪已经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紫禁城的屋顶上覆着一层白雪，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肃穆。远处的角楼在雪雾中若隐若现，像是一幅水墨画。

水墨画。

靖江王也画水墨画。

我忽然想起了前世看过的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

那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遥远，遥远到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