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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一。

沈万金到了。

他比我想象的矮。

王道明在折子里说他身材矮胖，但我没想到矮成这样——站在西苑的大殿里，他的头顶刚到王福的肩膀。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绸衫，料子是上好的苏绸，但裁剪很朴素，没有任何花纹。脚上的靴子倒是新的，黑亮黑亮的，踩在金砖上咔咔地响。

他进殿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眼睛。

不大，但很亮。进门之后先扫了一圈大殿——从房梁到立柱，从地砖到窗棂，最后才落到我身上。这一圈扫下来不超过三息，但我敢打赌，他已经把这间大殿的规格、用料、造价在心里估了个大概。

商人的眼睛。

和朝臣不一样。朝臣进殿先看龙椅，看皇帝的脸色，看左右有没有人。商人进殿先看东西值多少钱。

草民沈万金，叩见陛下。他跪下去的时候膝盖磕在金砖上，咚的一声，听着倒是实诚。

起来吧。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了一下，赐座。

王福搬了一把椅子过来。沈万金谢了恩，坐下了。坐得很规矩，只坐了半个屁股，腰板挺得笔直。但我注意到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在微微动，像是在拨算盘珠子。

这是个习惯性动作。

他在算。

算什么？算这次进京的成本，算见皇帝的风险，算五十万两投进去能赚多少。

沈万金。我开口了，朕听说你在苏州有个外号，叫沈半城

沈万金笑了，笑容很谦卑，但眼睛里没有谦卑的意思：回陛下，那是外面的人瞎叫的。草民就是个做买卖的，哪里敢称半城。

做买卖做到半城的规模，不容易。我端起茶杯，没喝，只是握在手里，朕问你，你做了多少年生意？

回陛下，草民十四岁跟着父亲学做丝绸生意，到今年整整三十六年了。

三十六年。我点了点头，那朕再问你——这三十六年里，你觉得做生意最难的是什么？

沈万金愣了一下。

他大概没想到皇帝会问这种问题。他准备了一肚子关于银行的话，关于投资回报的话，关于风险控制的话，但没准备回答做生意最难的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回陛下，做生意最难的不是赚钱，是保住赚来的钱。

草民做了三十六年生意，见过太多人——赚钱的时候风光无限，赔钱的时候倾家荡产。赚钱靠本事，保住钱靠的是……他顿了一下，斟酌着用词，靠的是规矩。

什么规矩？

朝廷的规矩。沈万金的声音低了一些，但每个字都很清楚，草民说句大不敬的话——做生意最怕的不是天灾，不是同行，是朝廷的规矩变来变去。今天说商税三十税一，明天变成二十税一，后天又加个什么厘金、什么杂捐。草民不怕交税，草民怕的是不知道明天要交多少税。

大殿里安静了一瞬。

王福在旁边微微低了低头，大概觉得这话说得太直了。

但我笑了。

说得好。我把茶杯放下，瓷杯碰到桌面，叮的一声脆响，朕办银行，就是要给你们一个不变的规矩。

沈万金的眼睛亮了一下。

接下来的一个时辰，我和沈万金聊了很多。

不是聊银行——银行的事王道明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他聊的是生意。

我问他丝绸怎么卖，他说苏州的丝绸主要走两条路——一条往北，经运河到京城，卖给达官贵人；一条往南，经广州出海，卖给佛郎机人和日本人。北路利润薄但稳定，南路利润厚但风险大——海上有风浪，有海盗，还有各种说不清的关卡费。

我问他茶叶怎么卖，他说茶叶的利润比丝绸还高，但问题是产量不稳定。好年景一亩茶园能产三百斤，坏年景只有一百斤。而且茶叶的品质差别很大，同样是龙井，头茬和二茬的价格能差十倍。

我问他瓷器怎么卖，他说瓷器是最赚钱的——景德镇的瓷器运到广州，价格翻三倍；运到日本，翻十倍；运到佛郎机，翻二十倍。但瓷器易碎，十箱瓷器运到广州，能完好无损的只有七八箱。

每一样生意，他都说得头头是道，数字精确到个位数。

我越听越满意。

这个人不只是有钱，他懂生意。他知道每一两银子是怎么赚来的，也知道每一两银子是怎么花出去的。这种人，才是我需要的合作伙伴。

聊到最后，我说了一句话——

沈万金，朕跟你说个实话。朕办银行，不只是为了让你们赚钱。朕是要用银行把整个大明的银子盘活。你们商人手里有银子，但银子埋在地窖里不动，跟石头没区别。朕要让银子流起来——从你们手里流到银行，从银行流到需要银子的人手里，再从他们手里流回来。银子流起来了，大明的经济就活了。经济活了，你们的生意就更好做了。

沈万金听完，沉默了很久。

大殿里只有窗外的蝉鸣声，嗡嗡嗡的，不知疲倦。

然后他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不是跪，是鞠躬，商人对商人的礼。

陛下，草民明白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草民愿意投银五十万两。不，六十万两。多出来的十万两，是草民的诚意。

我点了点头：朕收下你的诚意。

沈万金走后，王福凑过来，压低声音道：万岁爷，这个沈万金，奴婢觉得他不简单。

当然不简单。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坐麻了的腿，能在江南做到沈半城的人，哪个简单？

奴婢的意思是——他加的那十万两，不是诚意，是投名状。

我看了王福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