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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台蒸汽机加了填料函，密封好了很多，但连杆断了。

第四台换了更粗的连杆，连杆没断，但曲轴的轴承烧死了——铜套轴承在高温下膨胀，把曲轴卡得死死的，飞轮转了三圈就不动了。

第五台改用了锡基轴承，轴承没烧死，但阀门的开关时机不对。蒸汽在活塞推到底之前就被切断了，推力不够，飞轮转了七八圈就慢慢停了下来。

第六台调整了阀门时机，用了一根凸轮轴控制进气和排气。这次飞轮转了将近二十圈——工坊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盯着那个黑乎乎的铁轮子一圈一圈地转——然后锅炉的进水管裂了，冷水灌进了锅炉，温度骤降，蒸汽压力瞬间归零，飞轮咣当一声停了。

每一次失败，鲁方和老赵都会蹲在废铁堆里翻上半天，把每一个断裂的零件、每一条裂缝、每一处磨损都仔仔细细地看一遍。然后两个人关在工坊的小屋里，一边喝茶一边吵架，吵完了画图，画完了再吵，吵到半夜才各自去睡。

第二天一早，新的零件就开始制造了。

我没有催他们。我知道这个过程急不来。前世瓦特改良蒸汽机用了十几年，纽科门的大气机从概念到实用也花了将近二十年。我给鲁方的条件比瓦特好得多——至少他有一个知道答案的皇帝在旁边提示——但工程问题不是知道答案就能解决的，每一个零件都要用手一点一点地做出来，每一个配合都要用试错一次一次地调出来。

这是工业的本质——没有捷径。

第七台蒸汽机在第一台爆炸后的第四十三天造好了。

它和前六台有明显的不同。锅炉更大更厚，表面包了一层石棉布保温。气缸用镗床重新加工过，精度比第一台高了一截。活塞用了改进的铅环密封，铅环外面还加了一层浸油棉绳。所有接口都用了铅垫片加填料函的双重密封。阀门改成了滑阀，由凸轮轴控制，进气和排气的时机经过了反复调整。连杆加粗了，曲轴换了更好的钢材，轴承用了锡基合金。

飞轮还是那个飞轮——第一台上的那个。它是唯一一个在爆炸中幸存的零件，滚到墙角之后只磕掉了一小块边，鲁方把它修了修，重新做了平衡，又装了上去。

这个飞轮命硬。老赵说。

它在等一台配得上它的机器。鲁方说。

组装完成后，鲁方围着蒸汽机转了三圈，每一个螺栓都拧了一遍，每一个接口都检查了一遍。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一个母亲在给孩子穿衣服，每一颗扣子都要扣好。

可以了。他终于说。

这一次，工坊里的气氛和前几次不一样。

前几次试车，工匠们要么兴奋要么害怕，叽叽喳喳地议论个不停。这一次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安静地站在院子四周，像是在参加一场仪式。他们已经看过了六次失败，已经习惯了失望，不敢再抱希望，但又忍不住想看。

我站在二楼窗户后面。王福站在我身边，这次他没有端茶，两只手背在身后，身体微微前倾——他也在紧张。

点火。鲁方说。

炭火塞进炉膛。噼啪声响起来，火焰从炉口蹿出来，舔着锅炉的底部。锅炉里的水开始升温，发出细微的咝咝声——那是气泡在水底形成又破裂的声音。

等待。

漫长的等待。

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和远处工坊里铁锤敲击的声音混在一起。院子里的风把炭火的烟吹向东边，灰色的烟柱在蓝天下歪歪扭扭地升上去。

一刻钟。

锅炉开始冒气了。蒸汽从安全阀的缝隙里丝丝缕缕地冒出来，在阳光下像一缕缕白色的丝线。

两刻钟。

压力计里的水银柱稳步上升。鲁方盯着水银柱，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老赵蹲在锅炉旁边，手里拿着铁钳，随时准备调整炉火。

水银柱到了红线。

鲁方深吸一口气。

开阀门。

老赵拧开了阀门。

嗤——

蒸汽冲进气缸的声音。尖锐，有力，像一声短促的尖啸。

活塞被推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