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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轮转了整整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里，鲁方一步都没有离开。他就站在蒸汽机旁边，像一个守着摇篮的父亲，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每一个零件的运转。偶尔他会侧耳听一听——听轴承的声音有没有变调，听阀门的开合有没有迟滞，听连杆和曲轴的连接处有没有异响。

老赵负责添炭和加水。他在锅炉旁边蹲了一个时辰，脸被炉火烤得通红，眉毛都快烧焦了，但他不肯让别人替。这是我的锅炉，他说，别人不知道火候。

一个时辰后，我让他们停了机。

够了。我说，先停下来检查，看看哪些零件有磨损。

鲁方不太情愿，但还是听了。他关闭了阀门，炉火被撤掉，锅炉里的蒸汽慢慢散去。飞轮的转速一点一点降下来，嗡嗡声变成了低沉的呜呜声，最后变成了几乎听不到的嗯嗯声，然后停了。

院子里突然安静了。

安静得有点不习惯——过去一个时辰里，嗤——噗的节奏声已经成了背景音，突然消失之后，耳朵里空落落的，像是少了什么东西。

鲁方开始拆机检查。他把气缸拆开，把活塞抽出来，把阀门卸下来，把轴承拆开——每一个零件都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铅环磨了一些，他说，手指摸着活塞上的铅环，但还能用。换一副新的能再跑两三个时辰。

轴承呢？

有点热，但没烧。锡基合金撑住了。他把轴承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油脂还在，没干。

阀门？

滑阀有点涩，需要重新磨一下。凸轮轴没问题。

他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报告，语气平静而专注，像一个医生在给病人做体检。我在旁边听着，心里在默默记录——铅环寿命两到三个时辰，轴承温度偏高但可控，滑阀需要改进润滑方式。这些数据在前世叫试车报告，是每一台新机器投入使用前必须做的事情。

鲁方不知道试车报告这个词，但他在做同样的事。

检查完所有零件之后，鲁方把它们一个一个装回去。他的动作比拆的时候更慢，更仔细——拆是为了检查，装是为了让它再次运转。每一个螺栓都拧到了恰好的力度，不松不紧；每一个接口都重新涂了油脂，确保密封。

装完之后，他站起来，退后两步，看着这台蒸汽机。

夕阳从工坊的西墙上方照进来，把蒸汽机的影子拉得很长。它蹲在院子中央，黑乎乎的，丑陋的，到处都是锤痕和焊疤，和前世博物馆里那些光鲜亮丽的蒸汽机模型完全不一样。但它能转。它真的能转。

鲁方走上前，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飞轮的边缘。

飞轮的铁面在夕阳下泛着暗淡的光，摸上去还有一点余温——那是蒸汽留下的温度。

然后他抱住了飞轮。

一个四十三岁的男人，瘦得像竹竿，满脸黑灰，指甲缝里全是铁屑，抱着一个三尺宽的铸铁飞轮，把脸贴在冰冷的铁面上。

他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无声的、肩膀一抽一抽的哭。眼泪从他紧闭的眼睛里流出来，在满是灰尘的脸上冲出两道白印子，滴在飞轮上，啪嗒、啪嗒。

院子里没有人说话。

工匠们站在四周，看着这个他们叫了一个多月鲁疯子的人抱着飞轮哭，没有人笑话他。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过去四十三天里发生的事——七次制造，六次失败，一次爆炸，无数次争吵，无数个不眠之夜。他们看到鲁方磨主轴磨了三天三夜，看到他被爆炸震得满脸是血还在讨论下一台，看到他为了一个铅环的厚度和老赵吵了两个时辰。

他们不知道蒸汽机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个丑陋的铁疙瘩会改变整个世界。但他们知道一个工匠把全部的心血倒进了一件作品里，然后作品活了。

这就够了。

老赵站在旁边，背着手，仰着头看天。

老赵，我轻声说，你不过去看看他？

老赵哼了一声：看什么看，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丢人。

你眼睛红了。我说。

老赵用袖子狠狠擦了一下眼睛：沙子。风把沙子吹进眼睛了。

院子里没有风。

我没有拆穿他。

过了好一会儿，鲁方松开了飞轮。他用袖子擦了擦脸，转过身来，看到我站在不远处，愣了一下，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万岁爷，他的声音还在抖，草民……草民造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