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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早朝,比昨天还热闹。

昨天是两派对吵,今天是两派互咬。

晨光从大殿的窗棂里透进来,在地砖上投下一道道金色的光柱。光柱里飘着细小的尘埃,在空气中缓缓旋转,像是一群跳舞的精灵。但大殿里的气氛一点都不轻松,空气紧绷得像是一根拉满的弓弦,随时要崩断。

主战派的许弘纲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了一份旧档,是嘉靖年间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记录。他把那份档案举过头顶,纸张在他手里哗啦哗啦地响,声音尖锐得像一把锥子,在大殿里回荡:诸位大人请看!嘉靖年间,倭寇不过区区数千人,就把我东南沿海搅得天翻地覆,百姓死伤无数,朝廷耗费军饷数百万两才平定。如今丰臣秀吉集结十五万大军,十倍于当年倭寇!若我们坐视不理,等他吞了朝鲜,下一步就是辽东!到那时候,诸位大人还能坐在这大殿里安安稳稳地议事吗?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几乎是在吼。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暴起,像是一条条蚯蚓在皮肤下蠕动。唾沫星子从他嘴里喷出来,在晨光里闪着亮光,像是一颗颗小珍珠。

主和派的杨俊民立刻反击。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本账册,翻开来,一页一页地念。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每个字都咬得清清楚楚,像是在敲钉子:万历十九年,国库岁入七百二十万两,支出六百九十万两,结余三十万两。三十万两!诸位大人,三十万两够打一场跨海远征吗?一个士兵一天的口粮是三升米,五万大军一天就是一千五百石,一个月就是四万五千石。再加上军饷、火药、船只、辎重……许大人,你算过这笔账吗?

他念完之后,把账册合上,啪的一声,声音在大殿里格外清脆,像是一记耳光。

许弘纲被噎了一下,脸色更红了,但很快回过神来,声音更大了:杨大人只算了花多少钱,怎么不算不打要赔多少?朝鲜一丢,辽东门户大开,日军长驱直入,到时候花的钱是现在的十倍百倍!

辽东有边军驻守,日军未必能打进来。杨俊民不紧不慢地说,脸上的表情没有一丝波动。

未必?许弘纲的声音拔高了,像是一把刀子划过玻璃,杨大人用两个字赌大明的国运?

大殿里又炸开了锅。

几百个人同时开口,声音汇在一起,像是一锅沸腾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大殿的回音把这些声音搅在一起,嗡嗡嗡的,震得我耳朵都有点疼。我能闻到空气里的味道——汗味、香炉里的檀香味,还有一股淡淡的火药味,像是战场上的味道。

我坐在龙椅上,面无表情地听着。

说实话,两边说的都有道理。主战派的战略判断是对的——唇亡齿寒,朝鲜不能丢。主和派的经济担忧也是对的——国库确实吃紧,打仗确实烧钱。

但他们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

主战派只想着打,没想过怎么打、拿什么打。主和派只想着省钱,没想过不打的代价可能更大。

这就是朝堂议事的通病——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没有人站在全局的角度思考。

能站在全局角度思考的,只有我。

因为我知道历史。

我知道这场战争的结局——在原来的历史线上,万历皇帝最终出兵了,打了七年,赢了,但也把国库打空了,间接导致了后来辽东的崩溃和大明的灭亡。

所以我不能像原来的万历那样打。我要打得更快、更狠、更省钱。

铁甲船、天威营、暗卫的情报网——这些都是我提前布下的棋子。有了这些,这场仗不需要打七年,甚至不需要打一年。

但这些话我不能在朝堂上说。

我只能坐在龙椅上,听他们吵。

吵到最后,连一向沉默的申时行都被拖下了水。

申阁老!石星转向他,声音里带着一丝咄咄逼人,像是一把刀子抵在他脖子上,您是内阁首辅,朝廷的柱石。此等大事,您总该有个态度吧?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申时行身上。

大殿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能听到窗外的鸟叫,啾啾的,从御花园的方向传来。申时行站在那里,低着头,双手拢在袖子里,像是一尊石像。

他慢慢地抬起头,表情依然平静,像是一潭死水,什么波澜都没有。他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不低,不急不缓,像是在念一篇早就写好的文章:石大人所言,臣深以为然。朝鲜乃我大明屏障,不可不救。

主战派的人脸上露出了喜色,有人甚至忍不住点了点头。

但是,申时行话锋一转,声音依然平静,杨大人所忧,亦非杞人忧天。国库吃紧是事实,贸然出兵确有风险。

主和派的人也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因此,臣以为——申时行拱了拱手,目光看向龙椅,眼睛里有一丝狡黠的光,此事当由陛下圣裁。臣等只能各陈利弊,最终决断,还在陛下。

我差点笑出来。

好一个申时行。两边都不得罪,最后把球踢给我。

滑不溜手,名不虚传。

但他说的也没错。这种事,确实只能由我来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