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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旬,银子终于凑齐了。
说其实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东拼西凑勉强够用。
内帑拨了一百万两,皇家银行又追加借款五十万两,盐税提高到八钱一引多收了二十万两(盐商们果然闹了,但被我一道圣旨压了下去),再加上郑芝龙从南洋贸易中赚回来的三十万两——总共凑了大约三百万两。
三百万两,刚好够兵部方案的预算。
但这是把所有的家底都掏空了。国库里只剩下不到二十万两的流动资金,连一个月的日常开支都不够。如果再出任何意外——比如黄河再决一次口,或者哪个省闹了旱灾——我就真的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走钢丝。脚下是万丈深渊,手里没有平衡杆,只能靠自己的身体硬撑着往前走。
一步都不能错。
郑芝龙的效率比我预期的高。
他接到旨意之后,三天之内就组织了一支船队,装满了丝绸、瓷器和茶叶,从福建出发,一路南下。船队分成两批——一批去南洋的马六甲和巴达维亚,跟那里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做生意;另一批用第三方商人的名义,绕道琉球,把货物卖到日本的长崎。
跟敌国做生意这件事,说出去可能会被人骂。但我不在乎。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只要能赚到钱,只要能支撑战争的开支,跟谁做生意都无所谓。更何况,日本的商人和丰臣秀吉的军队不是一回事。商人要的是利润,不是战争。他们巴不得两边都不打仗,好好做生意。
郑芝龙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在给我的密报里写道:陛下放心,日本的商人比日本的武士好打交道。只要价格合适,他们什么都卖,什么都买。臣已经通过长崎的渠道,买到了一批日本的硫磺和铜料,价格比从国内采购便宜三成。
用敌人的资源来打敌人。
这大概是战争中最讽刺的事情了。
七月二十,河南传来了好消息。
曾同亨用了二十天的时间,终于把黄河的决口堵上了。他用的办法很土但很有效——先在决口两侧打下木桩,然后用装满泥土和石头的麻袋一层一层地垒上去,最后在外面糊上一层厚厚的黏土。
决口堵上了,但洪水已经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
曾同亨在奏折里写道:开封府城内积水已退,但城外良田尽毁,房屋倒塌无数。灾民约三十余万,目前安置在高地上的临时棚屋中,每日靠朝廷拨发的粮食度日。臣已组织灾民排水、修堤、重建家园,但恢复原状至少需要一到两年。
三十余万灾民。
一到两年才能恢复。
我把奏折放下,揉了揉眉心。
这些灾民,每天要吃饭,要喝水,要住的地方。三十万人,一天的口粮就是将近一千石。一个月就是三万石。一年就是三十六万石。
这笔钱,又要从哪里出?
万岁爷。王福小心翼翼地走进来,沈一贯大人又来了。
我叹了口气:让他进来。
沈一贯进来的时候,脸色比上次好了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手里又捧着一本账册,我一看到那本账册就头疼。
陛下,他开门见山,七月份的账臣算出来了。收入七十万两,支出一百六十万两,亏空九十万两。比上个月好了一点,但还是在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