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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如松走后第四天，我一个人坐在武英殿里。

殿门关着，窗户也关着，只有案头一盏油灯亮着，火苗被穿堂风吹得忽明忽暗，影子在墙上晃来晃去，像一个不安分的鬼。

王福在门外守着，我吩咐过了，不叫他不许进来。

案上摊着一摞卷宗，厚得像一座小山。

这些卷宗我太熟悉了——每一本的封面上都有我亲手写的批注，有的墨迹已经发黄，有的还是新的。它们记录了过去四年里我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每一个数字。

我翻开最上面那本。

万历十七年，火铳产量报告。

那一年，工部军器局刚刚完成第一批新式火铳的试制，总共造了三百支。三百支。我记得当时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心里凉了半截。三百支火铳，连一个百人队都武装不了，拿什么去打日本人的十五万大军？

我在卷宗的空白处写了四个字：远远不够。

然后我把工部尚书叫来骂了一顿，把军器局的匠头换了三个，把铁料供应从每月五千斤提到了两万斤，把匠人的月钱翻了一倍。

效果立竿见影。万历十八年，火铳产量翻了十倍，三千支。万历十九年，八千支。万历二十年——也就是今年——一万两千支。

一万两千支新式火铳。

我把这个数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一万两千支，加上之前三年的库存，天威营现在装备的火铳总数是两万四千支。每支火铳配三十发铅弹和相应的火药，光是弹药就装了两百辆大车。

这个数字放在这个时代，是碾压级的。

日本人的火绳枪，射程不到五十步，装填一发要半盏茶的功夫。我的新式火铳，射程一百五十步，三段击轮射之下几乎没有间隙。

这不是打仗，这是屠杀。

我翻到下一本卷宗。

佛郎机炮生产记录。

万历十八年，第一门改良型佛郎机炮在天津卫铸成。那天我亲自去看了试射，炮弹打出去的时候地面都在抖，轰的一声闷响，像是天上打了个雷。炮弹落在三百步外的土墙上，整面墙塌了一半，碎土和石块飞得到处都是。

我当时站在炮位后面，耳朵嗡嗡响了半天。

但我笑了。

因为我知道，这东西能轰开平壤的城墙。

四年下来，我一共造了六十门佛郎机炮。其中二十门跟着李如松去了朝鲜，剩下四十门分布在辽东和京畿的各个要塞。

六十门炮。

这个数字在后世看来微不足道，但在万历二十年的东亚，这是最强大的火力。

我又翻开一本。

军粮储备清单。

这是最让我头疼的一本。打仗打的是后勤，这句话我前世就知道，穿越之后体会更深。五万大军渡江作战，每天消耗的粮食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光是米面就要三万斤，还有盐、醋、酱、菜、肉，加上马料和骡料，一天下来十万斤都打不住。

为了这个，我从万历十八年就开始在辽东囤粮。

辽东巡抚李化龙是个能干的人，我给他下了死命令：三年之内，辽东各卫所的粮仓必须装满。他没让我失望。到今年九月，辽东的存粮已经够五万大军吃六个月。

六个月。

李如松说三个月平壤必复，我给他留了一倍的余量。

万一打不下来呢？万一日本人比预想的顽强呢？万一后勤线被切断呢？

我不能赌。

我把军粮那本卷宗合上，拿起下一本。

兵员训练记录。

天威营的兵，是我从全国各地精挑细选出来的。身高五尺五以上，年龄十八到三十，能开三石弓，能跑十里不喘。光是选兵就花了一年，从二十万人里挑出五万。

然后是训练。

火铳射击、阵列变换、夜间行军、渡河作战、攻城战术……每一项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不合格的淘汰，合格的继续练。李如松亲自带队训练了两年，把这五万人练成了一支铁军。

我翻到训练记录的最后一页，上面是李如松的亲笔批注，字迹龙飞凤舞的，跟他的人一样张扬：天威营已成，可战。

三个字——可战。

我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

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噼的一声，一颗火星蹦出来，落在卷宗的边角上，我赶紧用手指捻灭了。指尖传来一阵灼痛，但我没在意。

四年。

整整四年。

从万历十七年我决定备战，到万历二十年李如松率军出征，整整四年。

一千四百六十天。

这一千四百六十天里，我批了多少奏折？开了多少次军事会议？和工部吵了多少次架？被户部哭穷哭了多少回？

我不记得了。

但我记得每一个数字。

火铳两万四千支。佛郎机炮六十门。铅弹七十二万发。火药八万斤。军粮够吃六个月。兵员五万，个个精锐。

这些数字，是我用四年的时间，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粒一粒地搬。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前世那些搞科研的同事，十年磨一剑，所有的心血都押在一个项目上。成了，名利双收；败了，万劫不复。

区别在于，前世的项目失败了最多丢工作。这次失败了，丢的是命——不只是我的命，是整个大明的命。

我把所有卷宗合上，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

然后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武英殿里很安静。安静到我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有远处更鼓沉闷的咚——咚——咚——，像是紫禁城的心跳。

四年了。

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