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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初的时候，朝鲜那边又出事了。

这次不是粮食的问题。或者说，不只是粮食的问题。

是瘟疫。

消息是宋应昌的加急奏报送来的，和李如松的军报前后脚到的。两份奏报说的是同一件事，但语气完全不同——宋应昌的措辞还算克制，用的是疫病渐起，恐有蔓延之势；李如松的就直白多了，那个莽夫在军报里写的是营中病倒一片，再不想法子老子的兵就要死光了。

我先看的宋应昌的奏报。

四月下旬，平壤城外难民营中忽发疫病。患者初起高热不退，继而腹泻不止，重者脱水昏迷，数日即亡。疫病传播极速，难民营中日增患者数十人，至五月初一，患病者已逾千人。

难民营。

我皱了皱眉。平壤光复之后，大量朝鲜难民涌向城池，在城外自发形成了好几个难民营。这些难民营我是知道的，之前宋应昌的奏报里提过，说难民营里人满为患，卫生条件极差，但当时我的注意力全在粮食问题上，没有太在意。

现在看来，这是个致命的疏忽。

难民营是瘟疫的温床。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起，没有干净的水源，没有像样的厕所，吃的是发霉的粮食和草根树皮，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种传染病都能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前世学过的公共卫生知识在脑子里翻涌——饮水污染、粪口传播、免疫力低下、人口密度过高——每一条都精准地对应着朝鲜难民营的现状。

但真正让我心里一沉的，是宋应昌奏报里的下一段。

五月初三，疫病蔓延至明军营地。初为辎重营数人染病，继而扩散至步兵营、骑兵营。军医诊治，束手无策，唯以隔离之法阻其蔓延，然营地拥挤，帐篷相连，隔离难以执行。至五月初十，军中染病者已逾三千人。

十日内病倒三千人。

三千。

我把奏报拍在桌上，站起来，在御书房里来回走了几步。脚步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响，急促而杂乱，不像平时那样沉稳。

三千人。十万大军里病倒了三千人。这还只是十天的数字。如果控制不住，二十天会是多少？三十天呢？

前世的历史告诉我，在没有现代医学的时代，军营里的瘟疫比敌人的刀枪更可怕。拿破仑远征俄国，死于疾病的士兵比死于战斗的多三倍。美国南北战争，三分之二的阵亡者死于疾病而非战伤。

这不是巧合，这是规律。

王福。我停下脚步。

奴婢在。王福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盏茶，大概是听到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想进来又不敢。

去把太医院的院使叫来。

奴婢遵旨。

王福的脚步声飞快地远去了。

太医院院使叫许文长，六十多岁，白胡子白眉毛，走路慢吞吞的，像是随时会被风吹倒。但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黑豆，看人的时候总是微微眯着，像是在给你把脉。

他看完宋应昌的奏报之后，沉默了很久。

御书房里安静得能听到窗外的蝉鸣，嗡嗡嗡的，吵得人心烦。五月的京城已经开始热了，空气里有一股闷闷的潮湿味，混着窗台上那盆兰花淡淡的香气。

许卿，你怎么看？

许文长捋了捋白胡子，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

回陛下，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像是从一口老井里传上来的，从奏报所述症状来看——高热、腹泻、脱水——臣以为，此疫多半是时疫，也就是民间所说的绞肠痧

绞肠痧？

正是。此病多因饮食不洁、水源污浊所致。难民营中人畜混居，秽物遍地，饮水与排污不分，正是此病滋生之温床。

饮食不洁，水源污浊。

前世的名字叫什么？霍乱？痢疾？还是伤寒？症状对不上号，但病因是一样的——脏水。

能治吗？

许文长的眉毛拧在了一起，皱纹更深了。

陛下，此病若在初期，以黄连、黄芩等苦寒之药清热解毒，辅以补液之法，尚有救治之望。但若已至重症，脱水昏迷，则……他摇了摇头，臣不敢妄言。

不敢妄言。就是说救不了。

那怎么防？

隔离。许文长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重，像是在下一道医嘱，将患病者与健康者分开，越远越好。饮水必须煮沸，食物必须煮熟，秽物必须掩埋。营地要通风，帐篷之间要留出间距。

这些我都知道。前世的公共卫生常识，放在四百年前依然适用。问题是——

李如松说营地拥挤，隔离难以执行。

许文长叹了口气。那口气很长，从胸腔里挤出来，带着一股老人特有的疲惫。

陛下，臣说句不中听的话。他抬起头，那双黑豆一样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十万大军挤在平壤城内外，帐篷挨着帐篷，人挤着人。将士们本就缺粮，身体虚弱，抵抗力低下。在这种情况下，隔离只能延缓疫病的蔓延，不能阻止。除非……

除非什么？